從黎紫書的小說創(chuàng)作看新生代馬華作家的文化價值取向——文學論文

    近年來，作為馬華文壇新生代的代表作家，黎紫書引起了世界華語文壇的廣泛關注。本文選取黎紫書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對象，從歷史記憶的隱匿、族裔邊界的模糊、自我身份認同的現(xiàn)實策略三方面來論述新生代馬華作家的文化價值取向問題，客觀地呈現(xiàn)當代尤其是近些年的馬華文壇文化觀念的新變。

一、歷史記憶的隱匿

    黎氏出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中的第三代，風云變化的馬來歷史與政壇似乎從來就不存在于她的成長經(jīng)驗中。與祖輩父輩不同的是，她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漂泊與流亡，也沒有以在場者身份目睹歷史事件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其所知完全是一種碎片式的假象拼接，而非能夠還原的歷史真相。在她這一代的馬華作家的文化觀念當中，歷史出現(xiàn)了斷裂與不可知性，并不是因為他們有意回避，而是時間的客觀性無法將鏡頭對準歷史事件的中心，比起把歷史作為背負于身心的十字架，他們更愿意以一種獨立與開放的姿態(tài)來看待它，將其隱匿于文本的創(chuàng)作中，做謎一樣的懸念預設。這相對于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下注重復寫史實是一種很大的突破，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其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

    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反復將“5·13”這一組數(shù)字進行強調(diào)，第一個杜麗安手中的書開始于513頁，而被閱讀的杜麗安的人生在“5·13”這天發(fā)生了巨大的轉折，似乎這樣的安排有意勾起大馬人對于歷史上“五·一三”事件的記憶，又好似在暗示某種不可言說的歷史禁忌，但是，正如作者所言，這的確是一個有意的安排，卻不是要指向歷史的?！陡鎰e的年代》根本不是一部歷史之書，“它確實寫的不是家族故事，也真的沒有觸及歷史，它甚至沒有在以小說去談小說，而只是一部：‘小說’?！?nbsp;[1] 作者在小說中將歷史事件做了抽象化的處理，也并不將其進行展開，更沒有把它當做故事的背景與線索，主人公命運的興衰沒有生拉硬套地與這場政治斗爭扯上關系，而僅僅作為一個符號對歷史進行反諷與圖解，意在說明官方構建的歷史真相就是無真相。沒有人能夠說清楚“5·13”之于尋常百姓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又產(chǎn)生了何種影響，人們只知道應當將它記住，卻又不知道該記住它的什么。通過對歷史的解構來制造對官方權威的懷疑，以此推翻人們慣常思維中的所謂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正如黃錦樹在小說的序中提到“這個513符號大概也是個假靶，誤導刻意求深的讀者而已?！?nbsp;[2]

    短篇小說《山瘟》中民族大義與歷史傳統(tǒng)通通被荒誕、乖戾、魑魅的故事和人物一一消解。作者看似要表達對某段“馬共”歷史的緬懷，實則構建了一個光怪陸離的歷史現(xiàn)場。在這里人的命運與歷史一樣是不可選擇的，只能降服于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生或死，都成為這種神秘力量玩弄于股掌間的試驗品。如此陰晦恐怖的氛圍映襯著歷史的荒謬，更顯示出歷史的斷裂在黎紫書的筆下被推向了極致，顯現(xiàn)出某種不可言說的隱匿色彩?！吨莞o略》中，人物的命運遠遠在歷史之上，有意將個人與歷史進行倒置，似乎在人的命運面前，歷史的潮流才是不值得一提的，這雖說是作者本人的極端化立場，但刻意的反轉處理更讓一致認為的歷史事實顯得不堪一擊。

    以批判性的姿態(tài)進入到對歷史的回望中是馬華新生代作家共有的文學自覺，無論這種自覺是出于時代環(huán)境的改變還是自身發(fā)展的要求，它都標志了一種理性與成熟。對于自身無法掌控的歷史，與其進行概念化的復寫，倒不如采取技巧性的處理將其進行淡化，或許有人說這是一種歷史保守主義的再現(xiàn)，但它并不有悖于“真實”，相反，敢于對歷史進行不在場的論述，本身就是一種勇氣的體現(xiàn)。只有在發(fā)展了的歷史語境中檢驗這種實驗性的敘述策略，才能發(fā)現(xiàn)它存在的價值。這不得不說是馬華文學發(fā)展的一大進步。

二、族裔邊界的模糊

    “族裔”顧名思義為宗族的后裔。而在后殖民主義文化中，“族裔散居”理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族裔散居( diaspora)一詞源于希臘語diaspeir,涵義是‘離散’或‘ 散落’( speir scattering)”[3] ，曾經(jīng)運用于研究猶太人的遷徙史，來回答長時間流亡于家國之外對猶太人究竟產(chǎn)生了何種影響。海外華人的遷徙雖與猶太人遷徙中所存在的“殖民性”略有不同，但帶來的諸如種族歧視、文化價值觀念沖突、精神世界的漂泊感與長時間的焦慮等問題卻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其是在1957年馬來西亞宣告獨立之后，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中的處境十分尷尬，與原住民等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也十分微妙與復雜，加之時局的動蕩不安，大馬國內(nèi)一度產(chǎn)生了對華人的歧視與排擠，這幾乎成為馬華作家集體性的記憶創(chuàng)傷。因此，早期的馬華文壇彌漫著一股濃郁的“鄉(xiāng)愁”氣息，流散至此的作家們紛紛采取現(xiàn)實主義的立場與態(tài)度不自覺地與中國大陸建立某種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以創(chuàng)作實績來關照中國文壇。他們迫切地想要建構起“民族精神的共同體”，以重拾“大民族”帶來的尊嚴與平等?？梢哉f“族裔的邊界”并沒有在“蕉風椰雨”的浸潤下就變得模糊，反而關于國族的種種訴求因為現(xiàn)實生存所帶來的精神壓力而愈加清晰與強烈。而馬華新生代作家崛起于上個世界90年代之時，整個世界正在經(jīng)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叭蚧崩顺币匝该椭畡菹砹烁鱾€國家，國別、民族在“地球村”中被一一融合。黃錦樹率先在馬華文壇掀起了一場大討論，認為馬華文學的文化價值觀念已到了必須要進行改革之時，他認為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背景之下，馬華文學抒寫應當反映個體真實的生存體驗，而不應再以“鄉(xiāng)愁——尋根”為基本模式，不厭其煩地描摹“中國性”，這樣做無法突破馬華文學在文化認同上的怪圈，而陷入“文化遺民”的窘境，這就是著名的“斷奶論”。當然，他的觀點雖有失偏頗，但確為馬華文學的未來發(fā)展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當多元文化主義來臨時，“族裔”標簽已無益于馬華文學抒寫中的民族認同感，采取更加積極、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才是更為適宜的選擇。

    黎紫書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族裔邊界的模糊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描寫對象上，二是情感主題上。在黎氏的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的是夢，閣樓，鏡子，父親，旅館，寫作的主題也往往指向死亡、尋找、黑暗、荒誕。此種關照更貼近于生活化，也更能反映出她與其在前輩的寫作道路上進行重復，不如另辟蹊徑，進行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實踐的決心。雖然在她的內(nèi)心也有關于“族裔”的種種疑問，但比起家國、民族這樣宏大的主題，現(xiàn)實的個人經(jīng)驗才更具寫作的價值，這是一種不能被復寫的特色。所以“去族裔化”才在她的文學抒寫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2013年3月，在大陸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野菩薩》收錄了黎紫書近十年來的創(chuàng)作。書中的篇目各具特色，體現(xiàn)出作者“有意地拉開她與國族抒寫的距離，試圖重新為馬華主體性作出更復雜的描述?！盵4]《我們一起看飯島愛》中四十歲的女編輯素珠為了生計整日百無聊賴地撰寫香艷小說，虛擬網(wǎng)絡世界中的男網(wǎng)友負離子似乎是她生活唯一的精神支撐，但小說的荒誕之處在于負離子原來是素珠的兒子西門；《假如這是你說的老馮》中相識于火車上的老馮似乎是我們每個人生活中都會碰到的人，“他說的那么認真，就怕你忘了他所篤信的歷史，怕你不曉得這世上有一種你不可不相信其美好，又不得不質疑其荒謬的真實生活。”[5]；《煙花記憶》中“她”的記憶沉默在“身體的忘川中”，是冷冷的、無法拼湊起來的“碎片殘骸”……作者把這本集子稱作是“小說練習本” [6]，任自己涂鴉與練筆，卻牢牢忠實于“自己的真實”。她以另外一種姿態(tài)去看待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竭盡全力融入到自己所的現(xiàn)實——沒有具象化的國、族，只有眼前日復一日的生活。

    詹宏志在論及馬華文學現(xiàn)狀時說：“臺灣本地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有三種鄉(xiāng)愁的世代，……大馬作家何獨不然？看溫任平、小曼作品，鄉(xiāng)愁猶在中國符號；到了張貴興的《群象》、黃錦樹的《魚骸》，熱帶雨林已入 Kampung Boy 的夢中；如今有黎紫書一代，她們將脫離前輩，另外尋找一種寫作的理由……”[7]閱讀黎紫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她采取的是異于前輩的廣義的族裔觀念，而用一種超脫開放的淡然去融入在地國的現(xiàn)實情境。不得不說，這種姿態(tài)的轉變是出于對馬華文學的熱愛，也是堅持用漢語寫作的結果，更顯示出在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之下，新生代馬華作家開始嘗試用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去指導自身的文學創(chuàng)作，為馬華文學開創(chuàng)出的更為豐富的精神內(nèi)涵。

三、自我身份認同的現(xiàn)實策略

    “身份認同”是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概念，它所解決的是個人與特定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當“身份”作為歷史與族裔雙重鐐銬下的人格外衣時，它所承載的內(nèi)涵與外延就豐富了起來。在海外華人的華語寫作中，“身份”是被反復提及的話題，一方面是出于異國異族包圍之下帶來的認知困惑，另一方面更源于向文化母國尋求皈依時所出現(xiàn)的異化感受，在雙方面的夾縫中，海外華文文學一直呈現(xiàn)出身份認同的“焦慮”，既想急迫地融入在地國的文化圈，又想在繼承母國文學傳統(tǒng)中找到突破。就馬華文學而言，“身份認同”同樣是不可回避的質素。七十年代，賴瑞和曾經(jīng)在《“文化回歸”與“自我放逐”》[8]一文中表達了馬華文學之于中國文學深深的焦慮感，在海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已經(jīng)不能帶來心靈上的自足，即使堅持使用漢語寫作，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背后隱藏的無不是身份認同的尷尬與無奈。“當代的文化屬性觀念一般有兩種傾向, 一種是視身份為天生自然的本質主義論述, 一種將身份看作社會化的結果, 前者以排他和自閉的社群意識為特征, 后者則側重于現(xiàn)實策略。”[9]顯然，第二種觀點在當下的文化背景下更具有實際意義。新生代馬華作家的“自我身份認同”已經(jīng)傾向于采取一種更加貼近現(xiàn)實的策略。在歷史、國族都已遠去為記憶的時候，本身帶有“差異公民身份”標簽的華人作家必須要被納入到公共領域中，這個公共領域就是馬來西亞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因此，馬華文學創(chuàng)作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公眾性”特征，從狹義上說是要求得歸入大馬文學領域的通行證，從廣義上說是要為馬華文學走向世界而努力。

    黎紫書的身份是馬來西亞公民，雖然祖輩來自于遙遠的中國大陸，但在經(jīng)過時間的流洗之后，她也深深沉醉于這片土地，并以坦然超脫的心理融入了她的國家。她的文學抒寫及近家鄉(xiāng)生活中的人事，卻沒有狹窄激進的民族地域觀念；故事詭譎荒誕，卻沒有族裔、身份的焦慮；語言繁復而迷惑，卻沒有自我認同的不安。《國北邊陲》中關于熱帶雨林風光的描摹具有古樸的馬來特色，邊陲小鎮(zhèn)、樸實的原住民、神奇的草藥、啼叫的鳴蛙……；《煙花季節(jié)》中她與他雖來自不同的民族，作者卻讓他們在這島國的火車上邂逅，由此展開了一段情緣?！侗R雅的意志世界里》虛構了一個似乎不存在的盧雅，卻細細描摹出了她成長的過程……不論何種故事，作者都將其處理得及其自然，因為卸下了“族裔身份”這副盔甲，她的小說才多了一份靈動，少了一些堅硬與沖撞，便體現(xiàn)出一種親切和諧之感。

    由此觀之，馬華文學作家關于“身份”認同所采取的的現(xiàn)實主義策略已取得了某種實效，尤其是在以黎紫書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屢獲馬來西亞本土、中國大陸、中國臺灣、新加坡以及整個亞洲范圍的世界華文文學大獎的情況下，這種策略更具有了普遍的接受價值。我們不能將其片面地評論為唯一正確的道路，卻應當看到它的可行性，或許在未來逐漸發(fā)展完善的世界“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rature）”中，自我身份認同的現(xiàn)實策略會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

四、結語

    黎紫書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工作坊紀要》中提到：“實際上我沒有別的標簽只有被看作馬華作家，馬華文學有一直持續(xù)的傳統(tǒng)不是只我一個人去做 所有的馬華作家都那么努力好像是去為了得到人家的認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要給馬華文學找到的就是這種像周星馳的無厘頭一樣看起來好像沒有意義可是對馬華文學來講就是屬于它本身的最重要的東西……我就覺得馬華那種摻雜不清的東西有一天會很不得了，可能未必我這一輩能做得到將來希望會” [10]在馬華文壇整體邁步發(fā)展的未來，歷史、族裔、身份等關鍵詞應當有新的文化價值闡釋，才能達到與時代同步的效用。以黎紫書為代表的新生代馬華作家已作出了開拓性的實踐。

  [參考文獻]

[1]石劍峰.探索寫作和馬來華人族群變遷史[N].東方早報,2012-3-8. 

[2]黃錦樹.艱難的告別//黎紫書.告別的年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3.

[3]鄒威華.族裔散居語境中的 “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 ——以斯圖亞特·霍爾為研究對象

[J].文化研究,2007(2):85.

[4]王德威.異化的國族，錯位的寓言//黎紫書.野菩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3.

[5][6]黎紫書.野菩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84，295.

[7]詹宏志.紫色之書//黎紫書.天國之門[M].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5.

[8] 溫任平等.文星叢刊[N].香港：文藝書屋，1974：153-156.

[9] 朱立立.論新生代馬華作家的文化屬性意識[J].華文文學，2002（48）:37.

[10]聶華苓等.“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工作坊紀要[J].上海文學，2006（9）：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