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nèi)布里頓歌劇研究現(xiàn)狀評析與思考-音樂論文

　　一、整體介紹型

　　眾所周知，對歌劇的腳本、劇情、幕場次、人物、結構、樂隊的構成等成分做介紹是展現(xiàn)一部歌劇的第一步，必不可少，這些歌劇成分不僅是普通觀眾認識、欣賞歌劇的第一步，同時也是歌劇研究者們進行研究的首要工作，誰也不例外。

　　這方面，國內(nèi)的相關學者做出了不少貢獻。他們集中編譯了布里頓部分歌劇作品，其中包括《布里頓的〈彼得·格萊姆斯〉》、《布里頓：阿爾貝·埃林》、《布里頓：比利·巴德》、《布里頓：盧克萊修受辱記》等譯文。以上這些譯文出現(xiàn)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即肇始于我國進行布里頓歌劇研究之初，雖是以整體介紹歌劇為主，對歌劇所蘊含的戲劇立意不夠深入，但作為國人了解布里頓相關歌劇的第一步，是后學們進行相關研究的基礎性資料。

　　除此之外，《布里頓的歌劇》（安寧譯，《齊魯藝苑》，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是一篇根據(jù)新版格勞夫音樂詞典中有關布里頓歌劇詞條的譯文，文中對布里頓歌劇創(chuàng)作的歷程、歌劇類型的轉(zhuǎn)變、歌劇腳本的選擇、歌劇結構的安排、歌劇內(nèi)涵的賦予以及部分]出的評論均作了相應的介紹，最終指出布里頓的歌劇是沿著個人本能與社會習慣的沖突這個方向發(fā)展的；是音樂與戲劇情節(jié)在心理動機層面上的最有效的結合，同時文章還暗含出，布里頓的歌劇世界中不只存在一慣性，不是一種基調(diào)在不同故事中的來回旋轉(zhuǎn)，而是通過戲劇與音樂來體現(xiàn)不同的人生、社會、心理、矛盾以及價值取向等。此文雖以介紹性為主，但學術價值甚高。

　　二、觀后評論型

　　觀后評論型的文章也是國內(nèi)對布里頓歌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此類文章簡明的講就是觀后感之類的文章。這些評論者們多善于運用各種敘述手法，如比擬式、抒情式等，并插入一些精彩的劇照，因而這類文章整體給人一種“雅俗共賞”、圖文并茂、通俗易懂且可讀性強的味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布里頓〈比利·巴德〉在圣達菲歌劇院上]》⑥、《馬克拉斯執(zhí)棒〈旋螺絲〉重返歌劇舞臺》、《新版〈彼得·格萊姆斯〉登臺大都會歌劇院》⑧等文。作者一個研究者，不能忽視它們的作用與啟發(fā)意義，因為它們是觀賞者在現(xiàn)場觀看之后，結合自己的學識、人生經(jīng)歷、思想意識以及相關的音樂專業(yè)知識等作出的一種最直觀的評價。作者們時而結合劇情來談]員的表]與舞臺設置，時而結合]員的表]來抒發(fā)對人物的理解等等，這種多方位、多側(cè)面，甚至具有“立體性”思維的解讀視角尤為值得我們學習，為我們真正意義上的解讀具有很強的啟示作用。

　　三、專題研究型

　　此類型的研究是國內(nèi)相關研究的主體成分，多為學位專題論文。筆者收集的有學士論文１篇，碩士論文３篇，博士論文１篇，專著１本均屬此類，這些成果選題集中、論點明確、彰顯戲劇主旨、深挖戲劇內(nèi)涵、學術含量高。

　　其中《布里頓的歌劇〈彼得·格萊姆斯〉》（劉紅柱，中央音樂學院１９８７年學士論文）是國內(nèi)對該歌劇最早的專題研究成果，全文主要對該劇的創(chuàng)作歷程、人物的刻畫、結構手法、劇中所蘊含的社會思想等等做了較為詳實的分析與闡釋，并在結語中提到布里頓是一位集歐洲傳統(tǒng)技法與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手法于一身的作曲家。

　　三篇碩士論文分別是《論本杰明·布里頓的歌劇〈彼得·格萊姆斯〉中的形象塑造》（袁勤，上海音樂學院，２００５年）、《歌劇〈彼得·格萊姆斯〉六首間奏曲研究》（朱厚鵬，南京藝術學院，２０１０年）和《論本杰明·布里頓的歌劇〈格洛里阿納〉中的女王形象塑造》（戚衛(wèi)民，河南大學藝術學院，２００９年），其中第一篇通過對歌劇腳本及音樂戲劇手法的分析，對該劇形象塑造過程的研究，力求全面、細致地展現(xiàn)該劇人物形象的藝術特點，為解讀布里頓相關主題歌劇作品以及歌劇形象開辟了道路。此外，作者提出：“歌劇創(chuàng)作者用現(xiàn)實主義美學目光來觀察社會與人生，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現(xiàn)實主義藝術手法加以表現(xiàn)，并在藝術形象上寄托他們對人生的思考和對社會的深刻批評與剖析。”筆者認為，這一點是我們?nèi)嬲J識、理解和闡釋該歌劇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決定性的方面。第二篇作者集中論述了劇中六首間奏曲與該劇的戲劇環(huán)境、戲劇氣氛、戲劇沖突、人物性格、歌劇立意之間的聯(lián)系，并分析指出，間奏曲是以上五個部分得以完美呈現(xiàn)與升華有機成分，是該劇戲劇各方面的核心載體。兩篇文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與學術性。第三篇是研究《格洛里阿納》的專題成果，全文共有兩個部分，主要圍繞此部歌劇的女主角展開，第一部分以通過介紹歌劇創(chuàng)作背景與設想，重點解讀腳本中所塑造的女主人翁形象。第二部分結合歌劇中塑造主人翁的音樂進行分析研究，來闡述布里頓塑造女王形象的音樂手法。

　　博士論文是《布里頓兩部歌劇的研究——〈彼得·格萊姆斯〉和〈命終威尼斯〉》（安寧，中央音樂學院，２００７年），此文重點從這兩部歌劇的體裁形式、題材內(nèi)容、音樂風格及具體技術手法和美學追求等方面展開比較性的研究，并對影響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性取向”問題進行了挖掘。其中對《彼得·格萊姆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很強學術性。在論述《命終威尼斯》這部歌劇的行文中，作者重點對原著家托馬斯·曼以及腳本改寫的基本情況進行探討，尋找促成作曲家跨越種種障礙，乃至奮不顧身地進行創(chuàng)作的原因，展示布里頓的內(nèi)心情感與歌劇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最終全文落腳在“性取向”的問題上，作者認為，布里頓的“性取向”不僅在兩部歌劇中有所體現(xiàn)，更重要的是它是影響這兩部歌劇創(chuàng)作的主要因素。同時，這篇學術論文不僅向我們展現(xiàn)了最新的、豐富的國外研究成果（因為作者在文獻綜述方面，大量地梳理了國外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引薦了最新的研究方法即“新音樂學”的解讀方法。

　　汪洋的《布里頓及其音樂創(chuàng)作》{10}是國內(nèi)唯一一本關于布里頓研究的專著，作者以作曲家創(chuàng)作生涯為主線，對作曲家一生的主要創(chuàng)作階段、作品、創(chuàng)作特點進行較為全面地分析和總結。其中對《彼得·格萊姆斯》做了重點分析，這一部分，作者除了對歌劇的故事情節(jié)、劇情等做了介紹外，重點對其中主要的二重唱、合唱、人物性格的特征、間奏的特點與作用、部分主導動機、調(diào)性與和聲安排、節(jié)奏等做了技術上的分析和概述，對我們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鑒價值。另外，作者在其中用了一個“歌劇的美學特征”的子標題，并認為這是深入了解、全面認識這部歌劇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遺憾的是，作者并沒有展開（只用了近千字），只是從歌詞內(nèi)容來說明主要人物的心理特征，表明它是一部深受現(xiàn)實主義美學思想影響的作品。

　　此外還有兩篇專題性質(zhì)的文章即《從〈盧克利西婭受辱記〉看布里頓歌劇的藝術特色》和《２０世紀室內(nèi)歌劇之精品——析布里頓的喜歌劇〈阿爾貝·埃林〉》{12}，前者作者試圖以分析《盧克利西婭受辱記》的藝術特色為契機，進而探索布里頓歌劇的藝術特色，選題偏大的同時，作者也沒有抓住題目的要旨，文章多在該劇的劇情。而后者在集中將《阿爾貝·埃林》這部歌劇的創(chuàng)作時間、規(guī)模、劇中人物以及]出經(jīng)歷做了一些相應的說明之后，作者重點把其與《彼得·格萊姆斯》進行比較分析，最終指出兩部歌劇題材相似，都是圍繞小鎮(zhèn)生活和凡人瑣事展開，反映了小城鎮(zhèn)的社會集體如何對待一個思想行為與大眾不同的人。

　　以上這類研究成果，它們不僅承載了研究者個人的獨到見解，具有較強的專業(yè)性與學術性，同時，還充分體現(xiàn)出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前人研究基礎之上而進行的，不是“無基之作”，尤其是各篇學位論文，都詳實梳理、分析了當前國內(nèi)外相關研究的成果，吸取精華，發(fā)現(xiàn)不足，努力發(fā)掘自己的研究空間，這其中所包含的資料信息無疑是后來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財富之一、重要平臺之一。

　　四、不足之處

　　如上所述，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nèi)對于布里頓歌劇進行研究以來，雖然算不上成果斐然，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究其詳細，仍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是國內(nèi)僅僅對《彼得·格萊姆斯》、《命終威尼斯》、《格洛里阿納》這三部歌劇有過專門的研究，其他１３部歌劇幾乎未作任何深入研究。

　　眾所周知，布里頓是位具有３０年歌劇創(chuàng)作史，而且創(chuàng)作的歌劇類型不只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歌劇，還有輕歌劇、室內(nèi)歌劇、電視歌劇等等。因此，目前這種缺少“多點開花”的研究現(xiàn)狀所導致的后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量”的積累，并不意味著就會一定引起“質(zhì)”的變化與創(chuàng)新，也即意味著我們未必能探究出布里頓歌劇創(chuàng)作的全貌。

　　其次，筆者認為，這些學術成果某種程度上在具體的音樂分析與人文闡釋方面有些脫節(jié)。眾所周知，布里頓在他的歌劇作品中充斥著大千世界里的各種矛盾，如人與人（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同時也充滿了倫理、道德、人性等一些意識層面的內(nèi)容，因此，他的歌劇具有深刻且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而歌劇之所以是歌劇，是由于音樂是歌劇本質(zhì)的最終載體，就像科爾曼所言的那樣：“歌劇之所以不同于話劇、詩歌或舞蹈等等其他戲劇品種，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中心藝術媒介不是對白、詩歌或舞蹈，而是音樂，音樂在其中沒有發(fā)揮中心表現(xiàn)作用的戲劇藝術作品，應該被冠以其他的名稱，而不是歌劇?！?/p>

　　細觀國內(nèi)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多數(shù)文章的作者把音樂分析設為一章或一節(jié)，把試圖論述歌劇思想、內(nèi)涵等內(nèi)容設為另一章或一節(jié)，兩者并未真正在一起“榮辱與共”。換言之，缺乏將歌劇音樂的因素與涵蓋在歌劇音樂之外的因素有機地集合起來，即既沒有很好的在分析音樂元素時將社會——歷史的人文闡釋融入其中，也沒有很好的在解讀歌劇中運載的社會——歷史等人文元素時介入音樂分析，更多的是將兩者至于平行分離狀態(tài)，缺乏兩者之間相互說明、相互依存的分析方式來完成解讀任務，這種分析方式很顯然與學界近些年所提倡的“音樂學分析”理念相悖，更是違背了音樂是歌劇本質(zhì)的載體這一普遍規(guī)律，不利于探究與追尋作曲家賦予在歌劇中的全部戲劇立意，有待我們的共同提高。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國內(nèi)有關布里頓歌劇的研究獲得一定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對于這種現(xiàn)狀，筆者從中得到的更多是啟發(fā)與思考。

　　首先，缺乏“中國人視野”下的闡釋視角{14}。在我國幾十年的西方音樂探索道路中，眾多學者主要是尋求西方人探索的立足點、研究視角、探究方法，然后加以引進、吸收與運用。但是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文化背景、哲學思想、審美特性、價值取向、認識角度、思維方式等等均存在著巨大差異，他們在面對同一個客體時無疑因為上述各種內(nèi)在的不同而出現(xiàn)巨大的異化。相對于西方音樂這個外來文化，中國學者是“外來者”，即使廣泛吸收、借鑒西方的各種詮釋方式、方法、理念，但它們永遠不能洗滌掉中國人思想深處的根基等因素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思考方式、方法、理念。

　　葉秀山言到：“中國哲學需要以西方哲學做參考系來研究，而且西方哲學如以中國哲學來做參考研究，也會有一番新境界?！蓖怼Ｎ鞣揭魳芬灾袊褡逄匦晕幕瘉碜鰠⒖佳芯?，無疑也有一番新境界，肯定能發(fā)出西方民族文化解讀西方音樂所不能發(fā)出的清香味。故而，中國學者在分析、詮釋西方音樂過程中，其實是不可避免的結合本身固有的民族性文化、民族性傳統(tǒng)、民族性心理、民族性審美習慣、民族性語言等。因此，在闡釋西方音樂過程中探索出具有中國（人）特色的一條道路既存在文化和理論根基，也給中國學者解讀西方音樂開拓了客觀的可能性與解讀空間。

　　當然，民族性強不一定就是優(yōu)秀的，不一定就能得到國際性的認可，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廣泛關注國際上其他國家、地區(qū)、民族的相關研究。在國外，有關布里頓的研究已經(jīng)得到了相當高水準，尤其是英國，成立布里頓與皮爾斯基金協(xié)會、建立了專門的網(wǎng)站（www.brittenpears.org）等，及時發(fā)表世界各地有關最新成果，它們是我們了解布里頓最新研究狀況的重要窗口和重要基礎。質(zhì)言之，我們的研究者們要放[世界，了解其他國家、其他學者相關研究的最新進展，那樣才能突出我們的研究具有價值與意義。

　　其次，從前文分析得知，研究者們的視角多集中于單部歌劇作品，而缺乏一種橫向、縱向、斜向的比較研究。所謂橫向比較在此理解為把布里頓歌劇作品與同時代其他歌劇作品進行比較，解讀出它們的特點與布里頓的獨特意蘊；所謂縱向即指將布里頓所有創(chuàng)作的歌劇作品進行一個較為宏觀的研究，力求探出它們的連貫性與轉(zhuǎn)變性；斜向研究旨在將布里頓歌劇與其他體裁的作品進行一種分析，試圖窺探出它們之間的共性。這是一種多角度、立體型、網(wǎng)狀式的解讀思路。在面對布里頓這樣一個復雜經(jīng)歷、富于時代氣息以及眾多歌劇作品的作曲家時，我們只有從多個角度去解讀他。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他作品中的內(nèi)涵，透徹他的人生理念。就某一部作品來說，除注重其本身的研究，也要采取一種歷時和共時的比較研究，這不僅會拓寬研究視角與思路，更能使研究者有機會更全面地把握與闡釋作品。

　　布里頓歌劇的研究只是西方音樂研究在中國的冰山一角，在面對西方音樂文化時，我們更是任重而道遠！

文章來源于《人民音樂》雜志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