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后上海電影市場國產影片崛起之原因-電影論文

　　從戰(zhàn)后上海電影業(yè)的發(fā)展模式來看，由于受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技術、經濟、文化等），不同于美、英、法等國家由制片業(yè)帶動放映業(yè)的發(fā)展路徑，而是恰恰相反，即首先發(fā)展起來的是利潤豐厚極度繁榮的電影放映業(yè)，隨后才出現電影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和成熟。標志性事件是：上海市電影院商業(yè)同業(yè)公會成立于1946年3月17日，而上海市電影制片工業(yè)同業(yè)公會成立于1948年4月15日。顯然，戰(zhàn)后上海影院放映業(yè)的市場成熟度在先，而電影制片業(yè)的市場成熟度在后。放映市場的高度成熟，拉動、刺激了國產制片業(yè)的快速發(fā)展。由于放映業(yè)的發(fā)達和進口好萊塢大片的娛樂性時尚性，戰(zhàn)后的新舊上海人都喜歡上了電影這一特殊的文化消費產品，這就為國產影片進入文化娛樂市場提供了潛在的觀眾基礎。

　　在這里有一個觀眾口味轉變的過程。在戰(zhàn)后初期的1946年，整個上海電影業(yè)基本上是好萊塢大片的天下，不管是中產階級觀眾或是普通上海人，都對好萊塢影片情有獨鐘。在這些觀眾中，中產階級觀眾在豪華影院享受著觀賞首輪大片的時髦和身份優(yōu)越感；而更普通的觀眾則樂于模仿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各自根據自身的購買力在三輪、四輪的普通影院中去感受好萊塢影片所展現的美國式的奢靡生活。但1947年后卻發(fā)生了迅速的變化，好萊塢電影不得不面對上海觀眾大規(guī)模流失的現實。促使好萊塢影片此前所享受的獨霸上海電影市場的這一絕對優(yōu)勢發(fā)生迅速逆轉的根本性原因，是由于經濟環(huán)境的劇烈變化使得好萊塢分賬大片的供應商，出于逼迫中方放棄票價限制政策的目的，而制造“西片停供”事件；并在事件平息后，出于利益考慮而逐漸減少對上海影院的好萊塢影片拷貝供應量。同時，國產制片業(yè)也在戰(zhàn)后的最初幾年中積蓄力量，培養(yǎng)新人，學習制作技術，為重新進入上海電影市場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為國產片填補因“西片停供”事件而出現的市場真空創(chuàng)造了條件。再者，作為影院商人看重的是利益而不在乎放映的是西片或是國產片，而好萊塢供片商同樣看重的也是利益。當放映商和好萊塢供片商之間在利益上不能統一時，上海影院商自然就會想到片酬更低的國產片。當時影院商人和好萊塢片商之間利益分割的焦點是分賬比例，最直接的利益表現形式是票價高低。在影業(yè)市場的利益博弈中，觀眾雖然有選擇的權利，但作為各方爭奪的目標，更多的時候并不占有絕對的主動權。就購買力而言，票價是觀眾選擇片源的重要依據，而影響票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環(huán)境。就觀影心理而言，習慣性的觀看會強化觀眾某一方面的趣味取向。低票價適應了普通觀眾的購買力,因而從根本上保證了對國產影片的習慣性觀看。所以，在戰(zhàn)后上海電影市場國產片的崛起過程中，低票價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此，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推斷，如果戰(zhàn)后的上海能繼續(xù)維持其表面的繁榮，并且能滋生出更多的中產階級觀眾，那么好萊塢影片絕不會在短短兩年之后就淡出上海電影市場。有資料顯示，戰(zhàn)后的美商從追求利益最大化考慮，并不愿意中國影院商分享好萊塢影片帶來的利潤，而是力圖按照他們在美國國內所做的那樣，將影院納入好萊塢電影工業(yè)的體系之下，自己控制院線，②故而曾有計劃在中國新建一批電影院?！渡陥蟆?946年8月28日刊登的一條短訊《遠東最大影院將在滬濱出現》即可見其端倪，該短訊報道：“據最可靠方面消息：美商米高梅影片公司準備在本市建造一所遠東最大之電影院，地點已擇定靜安寺路梅白克路口之空地上。該戲院筑成后，將遠勝‘大光明’及‘美琪’。該項動議，已獲得吳市長之同意?，F聞該公司負責人已向工務局接洽，不久即可動工。”該短訊的刊出，距離1947年3月“黃金風潮”的爆發(fā)僅半年之隔。顯然，正當米高梅建造該影院的各項籌備業(yè)務緊鑼密鼓地進行之時，上海的金融形勢便全面惡化了，因而其擬議建造新影院的計劃才未及實施。出于相同的目的，美商將新建影院的計劃調整為高價購買頗具運營實力的華商影院。在這一背景下，大華電影院于1946年被米高梅收購。米高梅收購大華成功，引起了上海影院業(yè)一片恐慌。不僅如此，1948年美商又計劃從美國搬運300所“活動房屋電影院”來華，連同放映機、銀幕、椅子、門票乃至窗簾都已經在美國裝備齊全，因為當時戰(zhàn)爭和政治形勢越來越不利于美國所支持的國民黨政府，該計劃終于擱淺。⑤好萊塢這些見諸報端的龐大計劃、已實施的行動都讓中國影院商感覺到了威脅。假如不是金融環(huán)境惡化，假如不是視美國為盟友的國民黨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全面失敗，美商的上述計劃都會一一實現，彼時好萊塢影片在美商建造的影院里放映，則華商影院對于美國片商將失去意義。這些潛在的威脅迫使上海影院商不得不考慮和國產影片制片商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即便如此，上海電影市場所形成的由來已久的運營慣性，亦即好萊塢供片商和中國影院商所結成的習慣性利益同盟，其既有趨勢之強大，決定了如果不是國民黨在政治、軍事上的全面失敗，國產影片想要在上海電影市場與美商分一杯羹,其步履亦將是十分艱難的。

　　然而，上海電影市場的運營慣性和既有趨勢，卻在1947年春上海爆發(fā)的“黃金風潮”的沖擊下，驟然終止?！包S金風潮”使得經濟環(huán)境急轉直下，電影業(yè)極度依賴的金融業(yè)變得異常脆弱，再加上先期出臺的限價政策，嚴格禁止影院商通過提高電影票價來彌補損失，使西片商不愿冒險將含有大量資本的最新電影拷貝投放上海電影市場。西片供應減少甚至停供，導致上海影院普遍出現片荒危機，從而為國產影片大規(guī)模進入滬上影院尤其是首輪影院創(chuàng)造了機遇。在外國片占據主要市場份額的時候，電影票價相當昂貴，不是一般滬上平民所能問津的。然而1946年下半年上海市推行限價政策之后，因為物價上漲因素的作用，生活指數上升快，而電影票價的漲幅在政府控制下，其相對價位降為原先的六分之一，一般的老百姓都看得起電影了。這正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創(chuàng)下連映三個多月紀錄、觀眾達到70余萬人次的前提。而滬上人口在此期間的迅速增加，從1945年的337萬猛增到1949年的545萬，凈增208萬，則無疑為電影市場提供了比此前更為龐大的潛在觀影群體。觀眾總人數的增加、票價的低廉，共同加速了電影的普及和大眾化。正是在1945～1949年間，電影成為上海大多數居民的主要娛樂方式。

　　關于票價這一關系到美商和影院方根本利益之所在的關鍵問題，在黃金風潮爆發(fā)后，雙方圍繞“分賬制”問題糾紛不斷，從而加速瓦解了上海影院商和好萊塢供片商的聯盟。好萊塢供片商為了抵消通貨膨脹造成的票房損失，一再要求影院漲價，而影院方雖盡力爭取卻往往難從其愿。因為電影票價是政府管制項目，每漲價一次都要經過上海社會局、警察局、財政局的逐一批準。上海影院業(yè)為自身利益考慮，早在1946年初便持續(xù)不斷地向政府呈文申請漲價，但得到批準的票價漲幅總是遠遠低于當時的物價漲幅。查上海市檔案館所藏《上海市電影院商業(yè)同業(yè)公會關于調整電影票價問題向市政府社會局等主管機關的報批文書》（S319-1-21），從1946年1月到1949年4月，影院業(yè)向政府提請電影票漲價的呈報文書以及主管機關的批答文書多達118件！足見影院業(yè)在爭取票價上漲問題上行動之積極。但政府方面的答復往往是：“查電影系人民正當娛樂生活之一，所有座價仍以逐次調整，呈局核準為要。所請隨生活指數自動調整一節(jié)，未便照準。”在這種情況下，美商非但不諒解影院方面在政府管制下的種種苦衷，反而以大幅度減少新片供應相制裁，“并一度使出了停止供片的殺手锏，而后雖然恢復，但數量大不如前”。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導致美商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盡管問題的癥結不在上海影院，雙方也曾在1946年度密切合作，但美商從1947起動輒以減少電影拷貝供應量、甚至以停供的方式實施制裁，表明上海影院商是否因為沒有新片供應而營業(yè)受損已不在美商的考慮之列。顯然，上海影院商與好萊塢供片商的合作基礎是極不對稱也極不穩(wěn)定的。為了應對1947年以后好萊塢新片供應量大大減少導致營業(yè)不振的局面，上海影院商只好轉而向國產電影制片公司尋求片源。

　　以上原因雖然為戰(zhàn)后國產影片的崛起和興盛提供了條件，但這個崛起和興盛的得來并不容易，是各制片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在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夾縫中、在藝術與商業(yè)的拉鋸戰(zhàn)中、在政局動蕩物價暴漲經濟凋敝的艱難時局中，辛苦經營輾轉騰挪多方努力贏得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穩(wěn)定供應上海影院的三大國產片源：一是上海各官營、民營制片機構的出品；二是香港各制片公司的出品；三是北平各制片機構的出品。這三個地方的制片機構或制片公司并非各自獨立，而是淵源很深，經常表現為導演、編劇、演員等方面的人才共享。其中滬港兩地制片業(yè)的互動尤其頻繁，很多在上海拍片的人員，經常會承接香港的拍片任務，反之亦然。而在人才共享方面，最令人驚嘆的要算國民黨官營制片機構的主要演職人員，往往同時是共產黨支持的昆侖影業(yè)公司的主創(chuàng)人員。影院業(yè)也是如此，上一個檔期放映國民黨官方推崇備至的《忠義之家》，下一個檔期又上映被國民黨視為有共產黨色彩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如能贏得觀眾絡繹前來觀看，任何政治傾向的影片都可以在上海的影院里和觀眾見面，當然其前提必須是運用各種方法通過國民黨政府的電影檢查。正是各派力量的匯集，各種力量的角逐和碰撞，共同創(chuàng)造了國產影片的繁榮局面。國產電影制片商的資金、人才、技術經過艱苦的發(fā)展及資源的共享，使國產影片的制作水準大幅度提高。1947年后好萊塢影片供應量大大減少留下的市場空間，基本上被國產影片填補了。上海影院業(yè)也就隨之變成了以經營國產影片為主，好萊塢影片所能帶來的盈利空間則迅速縮減，所占市場份額亦快速下滑。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47年是國產影片在上海電影市場由弱轉強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好萊塢影片雖然還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其進口量已經大幅度減少；二是63部國產新片相繼面市，B11為滬上影院提供了在好萊塢影片撤離后維持其營業(yè)所需的寶貴片源。更為重要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不了情》《太太萬歲》《假鳳虛凰》《夜店》《天堂春夢》《幸福狂想曲》《乘龍快婿》《松花江上》等一批描摹現實生活的優(yōu)秀影片問世，不僅創(chuàng)下了最高達到70萬人次的票房奇跡，而且使現實題材影片成為最受歡迎的影片類型。

　　到了1947年之后,上海影院上映的大部分都為國產影片，且婚姻愛情片占了較大份額。這正是上海作為移民城市在社會轉型時期，普通人面對婚姻形態(tài)的轉型產生的一系列情感困惑，在娛樂文化領域的一種反映。平、滬、港三地出品的大量影片，如《蘆花翻白燕子飛》《秋水伊人》《長相思》《各有千秋》《春之夢》《桃花依舊笑春風》《苦戀》《終身大事》《遙遠的愛》《青青河邊草》《郎才女貌》《大地回春》《浮生六記》《湖上春痕》《卿何薄命》《龍鳳花燭》《玫瑰多刺》《同是天涯淪落人》《腸斷相思》《何處不相逢》《子夜歌》《無語問蒼天》《春雷》《春城花落》《海茫?！贰侗萄铩贰度f象回春》《青梅竹馬》《幾番風雨》《哀樂中年》《夜來風雨聲》《同心結》等，從各個側面、各個層次、各種角度，表現著移民社會的人們對新型愛情關系、婚姻關系的困惑，對愛情、家庭溫馨的渴望。社會轉型期觀眾的情感需求作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呼喚著這類影片的規(guī)?；a。再加上愛情婚姻影片有不錯的票房價值，因而刺激制片公司大量生產投放這類影片以滿足廣大觀眾的需要，同時也使影院商獲得更大的利益。

　　自1947年以來,隨著這些以婚姻愛情為主要內容的現實題材影片的風行，上海普通觀眾被激發(fā)起來的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品味，對浪漫愛情、溫馨家庭的渴望，自然而然地與國產片所呈現的生活圖景產生共鳴、同情，頓時使得首輪外片影院著力營造的好萊塢夢幻顯得蒼白而遙遠，好萊塢影片也因此失去了在上海電影市場的觀眾基礎而褪去其影壇霸主的光環(huán)。更因為票價的下調，使占上海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下層觀眾也看得起電影，這些普通的中低階層觀眾的生活經歷和感受，使他們與好萊塢大片中所渲染的夢境般的奢靡生活格格不入，而國產片所呈現給他們的景象卻使他們能找到生活中的位置，片中所講述的故事也正是他們生活的寫照，或者正是他們所向往的生活，因而使他們倍感親切。國產電影制片商及時抓住了觀眾的這一心態(tài),源源不斷地推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影片，最終牢牢地站穩(wěn)了上海電影市場，為我國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文章來源于《電影文學》雜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