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頂尖大學外籍學者集聚現(xiàn)狀及其制約因素探析

一、引言

進入21世紀，全球化已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元素，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認為全球化力量推動了21世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比如學者國際化、科學家國際市場等[1]，通過國際化以提升和鞏固自身在世界高等教育領域的地位也日益成為眾多頂尖大學的重要競爭戰(zhàn)略之一，而教師的國際化則處在這一戰(zhàn)略的核心位置。國際大學協(xié)會(IAU)關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調查結果顯示，“教師的國際交流是大學國際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最主要原因”[2]?！耙凰髮W國際化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并不在于規(guī)模、位置、預算，而是教師的能力和參與”[3]，對于大學而言，“大學國際化不僅強調國家間學生的流動，更重要的活動在于教師和研究人員的流動和交換?！盵2]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大學的全職教員(faculty)中在外國出生的人員比例在1969年就已經達到10％，1998年達到15.5％，2007年其總人數(shù)已達到126123人，且增長勢頭仍在持續(xù)。美國大學中有1/3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shù)學)領域的全職教師(Tenure track)是在國外出生的，并且國際教師在美國聲望顯著的大學中比例更高[4]。英國大學聯(lián)盟(Universities UK)發(fā)布的報告則指出，在2007年，英國有大約20％的學術雇員非英國公民，有大約27％的新任命學術雇員來自海外，在牛津大學這個現(xiàn)象更加明顯，其2007年有將近50％的學術任命是給了非英國公民，在倫敦政經學院這一比例則為46％[5]。英國大學聯(lián)盟2018年的報告顯示，英國大學雇傭的海外學者在過去十年一直保持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在2016-2017年度，英國大學中來自海外的學術雇員已達到30％，在一些領域這個比例更高，比如，工程和技術領域的學術人員中有43％來自海外，其中20％來自歐盟國家，23％來自非歐盟國家，在生命、數(shù)學和物理領域也是如此，39％的學術人員來自海外，其中24％來自歐盟國家，15％來自非歐盟國家[6]。再看亞洲近鄰日本和韓國，據(jù)日本《文部科學統(tǒng)計要覽》數(shù)據(jù)，日本1980年外籍全職教師比例約占所有大學全職教師的1.11％，到2016年，其比例上升到了4.26％，且四年制大學中的全職外籍教師比例增長幅度更快，從1.09％增長到4.39％；而韓國教育部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全職外籍教師比例則從2000年的2.4％已上升到了2013年的7.1％[7]。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外籍學者群體不僅為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帶來了精深的學識和多元的文化，同時也使它們獲得了更強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

當前，隨著全球化人才流動趨勢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跨國流動已成為常態(tài)。按照傳統(tǒng)的全球學術人才流動觀，國際學術人才的流動一般都是從發(fā)展中國家流向發(fā)達國家，即所謂從高等教育的邊緣國家到中心國家的流動，發(fā)展中國家會發(fā)現(xiàn)他們自身處于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不利境地[8]，但這種由少數(shù)發(fā)達國家主導國際學術人才流向的狀態(tài)正發(fā)生新的變化，“從外圍國家向中心國家單向流動的‘人才流失’，被更復雜和分散的雙向或多向人才環(huán)流所取代”[9]，一些國際知名的領軍學者和一批極具潛力的青年學者已經開始選擇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大國的大學或科研機構作為自己長期學術職業(yè)發(fā)展的平臺。對于中國的頂尖大學而言，在人才競爭全球化的時代，加快跨越式發(fā)展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前列的關鍵就在于能否抓住全球學術人才流動的新變化，以更開放的心態(tài)和更務實的策略吸引和集聚全球優(yōu)秀人才特別是國際學者，進而形成具有世界水準的國際化人才隊伍，這也是世界公認的全球頂尖大學的重要標志。

二、研究綜述及研究方法

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國家戰(zhàn)略的提出，師資國際化人才戰(zhàn)略就開始在中國的頂尖大學得到廣泛實施，也有不少學者圍繞這一主題開展持續(xù)研究。在已有研究中，以師資國際化和人才戰(zhàn)略為背景，圍繞海外人才引進和流動的研究較多，如有學者對中外大學的師資國際化戰(zhàn)略進行比較[10-12]，也有學者對國內大學師資國際化的主要策略和問題等進行分析[13-14]。相比之下，針對中國大學現(xiàn)有外籍學者群體狀況的研究非常有限。如程瑩等在對中國重點高校的國際化發(fā)展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后指出，中國重點高校的國際化發(fā)展水平總體仍然偏低，外籍專任教師(含語言類教師)平均比例僅為2.3％，平均到每校不足40人，且語言類外籍教師占到四成以上，“985工程”高校的情況僅稍好于“211工程”高校等其他重點高校，但并不顯著[15]。閆月勤對“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屬高校等共115所大學的國際化水平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高水平大學擁有國際教師(即外籍教師)的數(shù)量非常少。平均每校僅為60人左右，東部地區(qū)的大學好于其他地區(qū)，上海地區(qū)的大學中國際教師比例最高[16]。李函穎等對38所“985工程”高校的境外專任教師引入狀況進行了分析，指出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境外專任教師總人數(shù)逐年增長，但總量較少且分布不均，集中于理學與工學學科[17]。這幾項研究工作包括了中國的主要代表性高校，能夠初步展現(xiàn)我國大學外籍學者群體的狀況。不過，相關研究也各有不足，如有的研究未區(qū)分從事語言類教學的外籍教師或短期工作的外國專家，對其得出的研究結論產生影響；有的是重點分析境外專任教師，但境外的概念使其研究群體的外延更廣，如中國臺灣地區(qū)是境外專任教師的第二大來源地，同時主要數(shù)據(jù)從各大學網站獲得，存在一定偏差，外籍華人就不易辨別，出現(xiàn)數(shù)據(jù)失真。更進一步，已有研究主要是分析中國大學外籍學者群體的規(guī)模數(shù)量以及一般性特征等基本情況，但對中國頂尖大學集聚外籍學者的核心問題，即這些大學的外籍學者集聚為何是這個現(xiàn)狀以及當前制約外籍學者集聚的突出問題等缺少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從中國頂尖大學的師資國際化發(fā)展進程看，早期的師資國際化是以聘用外國專家的方式為主，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增多的文教類外國專家群體是這些大學國際化師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體是短期訪問交流學者以及從事語言教學工作的教師等。有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聘請的從事教科文衛(wèi)的境外專家人數(shù)已從2012年的22.4萬上升為2015年的29.3萬，占全部境外專家的比例從38.6％上升為47.0％①[18]。而隨著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國家戰(zhàn)略的提出，國家層面主導的人才項目開始對中國頂尖大學的師資隊伍國際化進程發(fā)揮重要推動作用，如1998年教育部啟動“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就吸引了一批海外華人教授兼職甚至全職回國從事學術工作。經過國家“211工程”“985工程”等近二十余年的一流大學建設工程持續(xù)推動，中國頂尖大學在外籍學者集聚上已經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非華裔的外國學者開始逐步增多，他們在中國獲得全職的學術職位并尋求在華長期發(fā)展，另一方面外國學者中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學術型學者比例不斷上升。這些新的變化不僅重塑了中國頂尖大學外籍學者的群體特征，也對當前針對外籍學者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基于中國頂尖大學的研究型大學定位考慮，同時也充分聚焦外籍學者的核心群體，本研究界定的外籍學者特指具有外國國籍的全職在華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學術人員，除了國籍外，他們各方面與中國籍專任教師的基本屬性一致。非全職的外國專家學者以及專門從事語言教學的外籍教師不在本研究范圍內。本研究一共向42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人事部門或相關機構發(fā)放了調查問卷，回收問卷42份，篩除部分填寫數(shù)據(jù)不全或數(shù)據(jù)不準確的問卷，回收的實際有效問卷為30份。反饋的有效問卷基本涵蓋了全國不同區(qū)域的主要“雙一流”建設高校，能夠全面展現(xiàn)中國的頂尖大學中外籍學者集聚的實際狀況。問卷重點圍繞相關大學的外籍學者現(xiàn)狀、發(fā)展趨勢、來源渠道、日常管理、流動情況、最有影響力的吸引舉措、制約長期工作的突出障礙以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等幾方面進行，能夠較好反映外籍學者所在機構的客觀情況，進而能探尋制約這些頂尖大學集聚外籍學者群體的突出因素，有助于為尋找更加有效的集聚發(fā)展路徑提供一定指引。

三、當前中國頂尖大學的外籍學者集聚現(xiàn)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從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積極致力于推動引進外國智力，并在多個層面采取不同政策舉措保障外籍人才的引進。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fā)布了《關于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的決定》，同年又制定了《關于引進國外人才工作的暫行規(guī)定》，2000年以來，又先后出臺關于外籍人才的簽證、居留便利和永久居留等一系列專門政策，在這些政策的支持下，中國聘請的外國專家從20世紀80年代的每年不足萬人次上升為2016年的超過90萬人次[19]，國內的外國專家規(guī)模則上升到50萬人[18]。

然而，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外籍學者總體規(guī)模和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根據(jù)《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數(shù)據(jù)，1990年中國高校聘請的聘期一年以上的外國專家和教授僅1547人，占當時全國高校專任教師總數(shù)的比例僅為0.4％[20]，到了2016年，聘請的外籍教師人數(shù)增長到16948，但仍然只占全國高校專任教師總數(shù)的1.1％，且大部分以非全職的方式聘任[21]。不僅僅是高校的外籍學者比例相當?shù)?，同樣，在科學院系統(tǒng)，我國的外籍研究人員規(guī)模與國外頂尖研究機構相比也處于較低水準，“中科院外籍科研人員比例目前僅為1.44％，而俄羅斯科學院為4.25％，日本理化所為24.27％，法國科研中心為27.11％，德國馬普學會則高達36.6％?！盵22]

那么以“雙一流”建設高校為代表的中國頂尖大學群體在外籍學者群體的集聚上是否會有優(yōu)勢呢？從調查情況看，當前中國頂尖大學聘用的外籍學者狀況整體上呈現(xiàn)了較好的發(fā)展勢頭，規(guī)模比例高于國內其他大學，而且聘請的外籍學者具有較高學術水準，在全球范圍具備競爭力，但在這些頂尖大學中的外籍學者仍然存在集聚規(guī)模偏小、區(qū)域分布不均衡、流動性大等諸多問題。

第一，總體數(shù)量有所增長，但規(guī)模普遍偏小。據(jù)統(tǒng)計，3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擁有外籍學者共1515人，占大學全部專任教師的比例約為1.9％，如果將其非全職聘用的外籍學者也計算在內，這一比例也僅提高到3.5％。其中，外籍學者占比在1％以下的大學共6所，占比在1％～2％的大學共14所，占比在2％～4％的大學共7所，占比超過4％的大學僅有3所，占比最高的為4.8％。從絕對規(guī)模上看，3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外籍學者規(guī)模均值為50.5人，僅有3所大學外籍學者人數(shù)在百人以上。外籍學者占比在2％以下的20所大學中，有18所大學的外籍學者人數(shù)在50人以下，這些大學的外籍學者無論是相對規(guī)模還是絕對規(guī)模都非常小。但即便如此，大部分“雙一流”建設高校對近幾年來本校的外籍學者集聚發(fā)展狀態(tài)持肯定態(tài)度，有54.8％的大學認為本校的外籍學者規(guī)模在不斷增強，有42.9％的大學認為本校的外籍學者規(guī)?；痉€(wěn)定，僅有1所大學認為本校的外籍學者規(guī)模起伏不定，沒有大學認為本校的外籍學者規(guī)模持續(xù)下降。

第二，整體層次較高，華裔學者仍是主體。在3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外籍學者中，國內外的院士以及國家層面各類人才項目入選者達到了522人，占其擁有的外籍學者總數(shù)的1/3多。在學歷層次方面，“雙一流”建設高校中的外籍學者有2/3具有博士學位，部分高校外籍學者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已達100％，明顯高于中國高校整體外籍學者同期47.6％的博士學位比例，也遠遠高于同期在我國工作的長期境外專家10.0％的博士學位比例②。在“雙一流”建設高校進行教學科研工作的外籍學者絕大多數(shù)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或者在海外從事學術工作多年后來華工作。在職位分布方面，外籍學者獲聘教授職位的占68.3％，獲聘副教授職位的占14.2％，獲聘助理教授及以下職位的占17.5％，可以看出，將近70％的外籍學者具有出色的學術成就，被“雙一流”建設高校所認可并聘為正教授?？傮w上，“雙一流”建設高校聘請的外籍學者已具有國際公認的學術競爭力和影響力，是全球學術人才市場中眾多機構爭相招募的對象。另外，華人學者仍然是當前中國頂尖大學聘任外籍學者的重要來源，據(jù)統(tǒng)計，“雙一流”建設高校外籍學者中華人學者占比達到了32.7％，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11所大學的外籍學者中華人的比例均達到50％以上。

第三，主要來源國單一，區(qū)域分布不均衡。首先，“雙一流”建設高校中的外籍學者主要來自發(fā)達國家。其中，38.8％的外籍學者來自美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美國仍是當前世界科學中心相關，同時中國多年來作為美國最大的外國留學生來源國，不少留學生在完成學業(yè)后留美工作并獲得美國國籍，他們在美國的大學或科研機構工作多年后再次回到祖國。除了美國，其他排在前幾位的來源國分別是加拿大(8.5％)、英國(7.7％)、法國(5.5％)、德國(4.3％)、澳大利亞(4.3％)、日本(4.3％)、韓國(3.3％)以及新加坡(3.1％)，來自這些國家的外籍學者占“雙一流”建設高校全部外籍學者的近80％。其次，外籍學者的區(qū)域分布不均衡。華北和華東地區(qū)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比較集中，其外籍學者比例也明顯高于全國其他區(qū)域，分別占到了34.8％和33.7％，接下來從高到低分別是華南(8.4％)、西南(8.0％)、華中(6.7％)、西北(5.7％)和東北(2.6％)。從數(shù)據(jù)上看，在3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華北和華東地區(qū)的外籍學者占到了近70％，區(qū)域之間的分布不均衡非常明顯，而北京作為高水平高等教育機構和高層次人才的聚集地，其擁有的外籍學者占全國3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全部外籍學者的比例更是達到了26.3％，華北區(qū)域3/4的外籍學者在北京，體現(xiàn)了非常顯著的人才集聚效應，但這與“雙一流”建設高校和科學院系統(tǒng)等機構在北京的集聚比例尚不完全相稱。

第四，平均任職年限偏短，流動性大。一般而言，外籍學者的平均在校任職年限和流動率可以反映這一人才群體在中國大學執(zhí)教的穩(wěn)定程度。初次來華工作的外國人往往要經歷一定的適應期之后才可能逐步適應并融合到其所在大學。從調查數(shù)據(jù)看，“雙一流”建設高校中的外籍學者在其當前所在大學的平均任職年限并不長，且其流動率明顯大于中國本土教師。在“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外籍學者工作年限在1～3年的占44.5％，工作年限在4～6年的占33.8％，工作年限在7年以上的占21.7％。特別要指出的是，當前絕大多數(shù)“雙一流”建設高校已全部實施教學科研職位的分系列管理，其中作為主體的教研系列教師一般需要經過6～8年左右的綜合考察并通過評估后才能最終被授予長期聘任職位，從這個角度講也就意味著在華工作年限至少超過6年的外籍學者，特別是外籍的青年學者，才有可能真正穩(wěn)定下來并長期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就目前而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滿足在當前所在大學連續(xù)工作7年以上的外籍人才群體比例僅占20％左右，這說明全職且長期穩(wěn)定在中國大學工作的外籍學者依然有限。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外籍學者的流動率。以大學國際化水平排名居前五位的“雙一流”建設高校為例③，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這幾所大學的外籍學者近五年的年平均流動率接近20％。也就是說，平均每年有1/5左右的外籍學者會離開其所任職的大學，而其中不少學者是直接離開中國。雖然人才流動有其個人職業(yè)發(fā)展和家庭因素等考慮，但鑒于幾所國際化水平居于前列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均存在這樣的高流動率，且外籍學者的流動率顯著高于本土學者，說明當前中國的一流大學雖然一直努力在改善自身內部環(huán)境以更好地吸引和集聚外籍人才，但遠未形成有利于外籍學者成規(guī)模地融合到大學及其基層學術組織中的良好局面。

毋庸置疑，在當今由國家主導全球人才競爭的時代，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就出臺了一系列的國家政策來吸引全球的優(yōu)秀人才，并且已取得諸多成效。然而，必須看到，與歐美發(fā)達國家的頂尖大學相比，中國頂尖大學的外籍學者發(fā)展狀況仍然處于明顯下風。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頂尖大學在外籍學者集聚上雖有一定提升，但與全球頂尖大學比較，我國集聚國際學者的發(fā)展速度落后，差距甚至呈現(xiàn)逐步拉大趨勢[23]。換言之，中國頂尖大學在吸引外籍學者時并沒有展現(xiàn)出應有的競爭力，外籍學者集聚狀況與這些大學的國際學術地位并不相稱，也制約了中國頂尖大學進一步擴大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能力，而這正是一所大學能夠真正被世界所認可成為全球公認的頂尖大學的關鍵一步。

四、中國頂尖大學外籍學者集聚轉型的制約因素分析

事實上，近幾年以“雙一流”建設高校為代表的中國頂尖大學群體的外籍學者集聚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雖然存在規(guī)模偏小、流動率高、分布不均衡等情況，但隨著一些中國頂尖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其在吸引和集聚外籍學者方面已出現(xiàn)一些轉型，主要體現(xiàn)為：從以吸引短期訪問交流等形式來華開展學術活動的外國專家為主體，向吸引能夠長期在華開展教學科研工作的全職外籍學者轉變；從聘用從事語言教學為主的外籍學者為主體，向延攬以高水平學術研究為主的外籍學者轉變。此外，一些大學也開始嘗試從吸引外籍學者個體向吸引外籍學者團隊轉變，以便支持其能夠長期穩(wěn)定在華開展學術工作。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人才戰(zhàn)略及其重大舉措已成為中國頂尖大學面向全球招攬和吸引高層次外籍學者的利器，而中國日益強大的科學研究體系也成為外籍學者選擇全職來華工作的重要基礎。有研究指出，在全球人才流動中，對于國際頂尖研究者而言，其傾向于遷移到擁有強大研究體系的國家，而集群效應是科學家選擇遷移地點的重要因素[9]。不過，從上述外籍學者在中國頂尖大學集聚的現(xiàn)狀看，中國顯然尚未成為國際頂尖研究者和眾多外國學者的首選遷移地。那么，中國頂尖大學為何還沒有足夠的吸引力成為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學者和優(yōu)秀人才的集聚地，或者說中國頂尖大學的外籍學者集聚轉型為什么依然緩慢？

有學者指出影響國際學術人才流動的主要因素來自三方面，個體維度層面主要包括學術職業(yè)發(fā)展、家庭因素和薪酬溢價；制度維度層面主要是學術勞動市場開放程度以及學術機構的學術治理模式；政策維度層面的多樣化政策工具，即各國用于吸引人才跨國流動的不同政策組合和重要戰(zhàn)略舉措[9]。過去二十余年，中國頂尖大學的學術治理模式日趨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經過持續(xù)的系統(tǒng)探索和深入改革，已經得到了世界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而中國學術勞動力市場的開放程度也不斷加大，過去較為常見的學術“近親繁殖”等現(xiàn)象從頂尖學術機構中也逐漸消失，整體學術環(huán)境不斷得到改善，這是許多外籍學者決定全職來到中國發(fā)展自己的學術職業(yè)的重要前提。相比之下，個體維度層面的因素和政策維度層面的因素對中國頂尖大學集聚外籍學者的影響力更為明顯，尤其是后者，正如博文(Howard R.Bowen)和舒斯特(Jack H.Schuster)在其著作《美國教授：瀕臨危機的國家資源》一書中指出招聘和留住有能力的教師需要來自政府、大學以及教師們的共同支持，而外國出生的教師更有可能比本土的教師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24]。本研究從吸引和留住兩個角度出發(fā)，重點考察了吸引和聘用外籍學者最有影響力的因素以及制約外籍學者長期安心工作最突出的因素，從調查結果看，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現(xiàn)階段制約外籍學者集聚轉型的相關因素在個體維度和政策維度較為突出。

關于吸引和聘用外籍學者來華工作最有影響的因素，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居于前三位的選項分別是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讓外籍學者享有完全“國民待遇”、解決子女教育以及家庭成員社會保障，其后分別是提供優(yōu)越的科研工作條件、大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氛圍、提供個性化服務等。(見表1)

表1 對引進和聘用外籍學者最有影響的因素

因素 選取比例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 78.6％

讓外籍學者享有完全“國民待遇” 59.5％

解決外籍學者子女教育和家庭成員社會保障 52.4％

提供優(yōu)越的科研工作條件 47.6％

所在大學的學術地位、學術氛圍和影響力 33.3％

為外籍學者本人提供個性化服務 28.6％

所在院系的國際化程度 23.8％

提供學術職業(yè)發(fā)展機會 21.4％

從表1可以看出，當前，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仍是吸引外籍學者選擇全職來華從事學術工作的首要因素，這也是外籍學者能夠最直接感知的。中國頂尖大學的教師薪酬水平這些年得到較為明顯的提升，在國內學術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強，但其在全球學術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仍然不夠。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與國內其他大學薪酬水平相比，“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接近70％的大學認為自身薪酬水平已有一定外部競爭力，僅有17％的大學認為自身薪酬水平競爭力弱；而在與國外同層次大學相比時，這一狀況發(fā)生了明顯變化，“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沒有大學認為自身薪酬水平具有很強的外部競爭力，僅有33％的大學認為自身薪酬水平已有一定外部競爭力，高達41％的大學認為自身薪酬水平的外部競爭力弱。這說明中國的頂尖大學在進行全球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競爭中，在薪酬福利這個“硬條件”上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短板。居于第二位的因素與政府政策緊密相關，享有“國民待遇”從字面意思理解，即與中國籍人員享有同等的政策待遇或適用同樣的政策。實際上，這些年中國綠卡政策的完善和優(yōu)化過程正是逐步落實外籍學者“國民待遇”的過程。如果說中國綠卡有關政策的優(yōu)化完善不斷推動了外籍學者“國民待遇”的落實，那么各地的“戶籍待遇”門檻則給外籍學者帶來了更大的挑戰(zhàn)。如外籍學者在華購買住房、購置車輛、子女入學、醫(yī)療保障、稅收繳納等，在不同的城市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政策，造成外籍學者在形形色色的政策中陷入困境和困惑不解中。同樣，位居第三位的因素即家庭因素也是影響外籍學者全職來華工作的重要因素。國家外國專家局2015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當前我國的外國專家群體中文教類專家的家屬隨行比例僅為15.8％，而已有研究指出家屬是否隨行對學者能否長期定居或工作于某個國家有重要影響。制約家庭成員隨行最突出因素就是無法得到適宜的教育資源和基本的社會保障。在子女教育方面，具有招收外籍人員就讀資質的公立學校一般都由政府審批指定，事實上外籍學者的子女能夠選擇的公立學校少之又少，而私立國際學校的高昂費用又讓大多數(shù)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外籍學者覺得遙不可及；在家庭成員社會保障方面，我國現(xiàn)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很難覆蓋外籍學者家庭中沒有工作的家庭成員和其未成年的子女，而購買商業(yè)保險則勢必使得外籍學者為其家庭提供必要保障的支出大幅攀升。如果簡單將子女教育和家庭成員的社會保障貨幣化，那么吸引和聘用外籍學者的實際成本將大大超過大多數(shù)中國頂尖大學同類教師的平均薪酬水準，這也是大多數(shù)大學所難以承受的。正如一位曾長期在中國的大學工作過的外國學者指出，“許多青年科學家面臨的另一個現(xiàn)實問題是，他們很可能有伴侶或家庭，因而不得不考慮伴侶或家人的福祉問題。……不幸的是，如果你有孩子，博士后的工資是負擔不起中國大城市的國際學校的。悲傷的是，對于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盵25]不僅是博士后，絕大多數(shù)處于學術職業(yè)生涯起點的外籍青年學者都無法承擔動輒數(shù)十萬的國際學校費用。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和家庭成員社會保障問題已成為了吸引外籍學者全職來華長期工作重要前提。

關于制約外籍學者長期安心工作最突出的因素，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居于前三位的選項分別是國家政策尚未形成成熟體系，所在城市和地區(qū)的環(huán)境缺少吸引力和支撐條件，社會保障、住房等福利配套支持不足，其后分別是語言和文化交流障礙、薪酬待遇差距、學校政策缺失等。(見表2)

表2 制約全職外籍學者長期安心工作最突出的因素

因素 選取比例

國家針對外籍人才的政策尚未形成成熟體系 81.0％

學校所在城市和地區(qū)整體環(huán)境缺乏對外籍人才吸引力和支撐條件 69.1％

社會保障、住房等福利待遇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50.0％

多語言和跨國文化交流障礙 40.5％

學校薪酬待遇與其他國家仍有較大差距 38.1％

學校缺失針對外籍人才長期發(fā)展的政策 35.7％

子女教育問題 26.2％

與吸引和聘用外籍學者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相比，薪酬溢價因素已經從第一位變換到第五位，這個變化意味著外籍學者一旦選擇接受長期學術職位后，其更多關注能否融合到所在國，而涉及永久居留、簽證、保險、子女教育等相應政策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不確定性則會成為制約其長期在華工作的突出問題。調查顯示，“雙一流”建設高校在關于當前中國不同層面的外籍人才政策的影響力的認知上，絕大多數(shù)大學認為國家政策影響很大(57.1％)或較大(33.3％)，占到90％以上，明顯高于地方政策和大學自身人才政策的影響力。以永久居留政策為例，我國最早在198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中提出了外國人永久居留制度，并在2004年由公安部、外交部正式頒布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但從1985年至2004年的將近二十年間，僅有90多人獲得在華永久居留權[26]。中國綠卡也因此被稱為“最難申請的綠卡”。即使是2004年永久居留管理辦法出臺后，外籍人士獲得綠卡的規(guī)模依然有限，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4年到2013年的十年間，有7356名外國人獲得在華永久居留權，不足在華常住外籍人口的1.2％。當然，情況也在發(fā)生變化，如2016年獲得中國永久居留的外國人就達1576名，比2015年增長了163％[19]。此外，在評價政府針對外籍人才的政策和工作流程對引進外籍學者是否便利方面，僅有2所“雙一流”建設高校認為“非常便利”，有73.8％的“雙一流”建設高校認為“便利性一般”，有21.4％的“雙一流”建設高校認為“不便利”或“非常不便利”。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的外籍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具體執(zhí)行之間有可能存在脫節(jié)甚至錯位，進而導致政策效果不佳。居于第二位的因素是城市和地區(qū)整體環(huán)境缺乏對外籍人才的吸引力和支撐條件，這主要體現(xiàn)了區(qū)域差異性。區(qū)域環(huán)境差異對于外籍學者長期安心工作和集聚狀況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數(shù)據(jù)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外籍學者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正是由于這些區(qū)域能夠為外籍學者提供長期工作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資源，如國際化環(huán)境、教育資源、家庭社會保障等。此外，這些地區(qū)不僅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也擁有較大的政策自主權，有利于先行先試出臺特定的人才政策推動本區(qū)域的外籍人才集聚，如部分城市推出“市民卡”等政策舉措，使外籍人才不僅享有了“國民待遇”，也享有了“市民待遇”，很好地解決了外籍學者的后顧之憂。位居第三的因素其核心點還是家庭，這些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外籍學者能否全職在華安心工作較長時間甚至扎根中國，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保障其家庭基本需要，進而獲得來自家庭的支持，而不是為了家庭必須再次抉擇。

五、余論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中國的頂尖大學具備了越來越開闊的全球視野，能夠從國際上不斷引進全球頂尖學者和高水平人才。與此同時，在全球人才不斷加快流動的新時代，當前中國的頂尖大學在參與全球人才競爭時仍面臨諸多挑戰(zhàn)，如薪酬水準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依然處于弱勢，吸引外籍人才的國家政策體系還不夠成熟，大學內部治理體系還不能很好地實現(xiàn)外籍學者的融合。并且，一些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加大自身人才吸引力度同時開始遏制中國參與全球人才競爭，并希冀以此對未來的全球人才流動走向乃至國家競爭實力產生重要影響。

當前我國正面臨一個吸引全球人才的重要窗口期，同時也是中國的頂尖大學集聚全球優(yōu)秀學者的重要機遇期。一方面，無論是在吸引外籍學者的因素上還是在影響外籍學者長期在華工作的因素上，我們都能看到國家政策始終在全球人才競爭中居于核心位置，全球學術人才競爭越是激烈，國家主導的人才戰(zhàn)略就越發(fā)重要。因此，必須發(fā)揮好國家主導的人才戰(zhàn)略的引領作用，以此帶動各地實施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集聚政策，為中國的頂尖大學加快集聚來自世界各國的一流人才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有必要持續(xù)提升以“雙一流”建設高校為主體的中國頂尖大學在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對人才資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大“放管服”改革落實力度，讓大學有更多資源投入全球人才競爭同時也讓大學在自身治理中享有更多自主權，更好地打造與世界一流師資隊伍相匹配的一流學術治理和管理支撐體系。只有這樣，中國的頂尖大學才有可能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更好地加快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人才和優(yōu)秀學者，實現(xiàn)人才隊伍發(fā)展的再次飛躍，進而逐步成為全球的學術人才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