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價值觀的變化——《聊齋志異》人物命名藝術內涵探析

 重義輕利是儒家所推崇的價值觀，也是長期以來士人所認同的道德評價標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人，為了表明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和審美趣味，對利唯恐避之不及，即使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卻依然以安貧樂道作為強有力的精神支撐，恥于追逐金錢和享樂。但是在明清之際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士人輕視財富、安貧樂道的傳統價值觀受到了挑戰(zhàn)，而重義重利、追求物質生活的新價值觀正在形成。這種變化在蒲松齡《聊齋志異》的人物命名中可以感受得到。
《黃英》中馬子才，人如其名，是一位才子，且愛好菊花，另外兩位主人公皆姓“陶”，姐姐名為“黃英”，而弟弟在文中通篇稱“陶”， 兩人的命名讓人聯想到東籬采菊的陶淵明。作者正是在“陶”與“黃英”這兩個象征著士人清高品格的人物身上，展現出新的價值觀，并以這種價值觀完成了對“馬子才”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的顛覆與改造。
馬子才與陶兩人因談論藝菊之法而相得，馬于是邀陶姓姐弟二人歸家居于南院。但馬家清貧，陶不忍因姐弟兩人而使馬家生活更加拮據，于是提出賣菊謀生的想法。菊花素有“花中君子”、“花中隱士”之稱，象征著士人獨立高潔的人格，馬子才愛菊，正是因為菊花是自己安貧自適的生活寫照，而販花是對他精神追求的一種褻瀆，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心厭其貪，欲與絕”，他的態(tài)度是傳統士人重義輕利、以利為恥的傳統價值觀的反映。而同樣喜愛菊花的陶，談言騷雅，也是風雅之人，但他認為販花為業(yè)，以自己的勞動換來物質生活的富足，跟精神品格的高下并無關系，他代表的是義利并重的新價值觀。兩人的矛盾沖突體現的正是士人新舊價值觀的沖突。
不久，陶家姐弟因販菊致富，馬家依然一貧如洗。后來馬子才娶黃英為妻，以妻富為恥，家中物品皆要分清南北兩處，不得混淆，然而常常實在無法分辨，馬只能作罷，一切聽任黃英。于是，馬家土木大作，南北兩第合二為一，享用堪比世家，馬難自安，慨嘆：“仆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又在院中為其筑茅屋，馬東食西宿，遭到黃英戲謔。經過幾個回合的沖突，馬子才對販花獲得財富的態(tài)度，由最初的厭惡到難以自安，再到無言相對的認同，這些轉變反映出士人由以利為恥、清高自許的傳統價值觀，逐漸向取之有道、不放棄生活品質的新價值觀不斷沖突、融合的過程。
如果說馬子才價值觀的轉變顯得比較緩慢和被動，那么《聊齋志異》中一些文士棄文從商的舉動則把這些轉變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果決。《雷曹》中樂云鶴，素有文名，然而潦倒場屋，屢次科場敗北。樂本家境貧寒，又為友撫孤，士大夫都稱其賢德，然而家計日益艱難，樂嘆曰：“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于是去讀從商，“操業(yè)半年，家貲小泰”。《白秋練》中慕蟾宮，自小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yè)迂，使去而學賈?！薄读_剎海市》中馬驥，十四歲入郡癢，就有了聲名。其父年老體衰，謂生曰：“數卷書，餓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仍可繼父賈。”馬驥于是隨人海外經商。 “樂云鶴”意為云中之鶴，但他并沒有執(zhí)著于一飛沖天，留名于黃金榜上，也沒有選擇遠遁世俗。慕生名“蟾宮”，蟾宮折桂本應該是其理想，然而父親認為從文迂腐無用，慕生也未有異議，就轉而棄文從商。“馬驥”之名為“千里馬”之意，其父亦認為讀書難以維持生活，馬驥就繼承父業(yè)，出海從商，后來富貴名望兼具，證明經商也可以成就“千里馬”之愿。以上主人公皆為德才兼?zhèn)涞奈氖浚遣浑y看出，他們不甘于清貧、固守清高，也不排斥財富富貴，而是著眼于現實生活，追求人生享受。
中國歷代王朝都推行抑商的政策，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把世人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士與商分別處于最高層和最底層。士人看輕商人，商業(yè)也被認為是低人一等的行業(yè)。明代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萌芽和快速發(fā)展，人們醉心于金錢所帶來的人生享受和現實利益，商人因財富受人矚目，地位開始提高。也有不少文人甚至積極投身于商海之中，如徽商王汪起鳳，“少好讀書，從父四峰公命，以儒服賈?！?br />蒲松齡出生于書香世家，祖上有進士、舉人、貢生、廩生與庠生數十人，后經明清之亂，再加上兒女較多，蒲松齡出生時，家境日漸衰落。蒲松齡的一生，科舉不第，也不善于農事，始終在貧苦線上掙扎，其《日中飯》“大男揮勺鳴鼎鐺，狼藉流飲聲棖棖。中男尚無力，攜盤覓箸相叫爭。小男始學步，翻盆倒盞如餓鷹?！盵]描繪了家中子女搶食的場景，讓人心酸不已。父親從商的經歷與其窘困的生活狀態(tài)，再加上世風的影響，使蒲松齡沒有恪守清高，而是表現出對商人和商業(yè)的關注，在《聊齋志異》中涉及到商人和商業(yè)內容的就達七十多篇，這些篇目和人物命名一起映射出包括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對于新價值觀的認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