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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禪宗經濟倫理的現(xiàn)代價值
作者:來源:《美與時代》日期:2014-04-12人氣:1120
一、從“出世靜修”到“入世苦行”:新禪宗的建立
早期印度佛教表現(xiàn)出極端出世的性格,認為此世沒有積極的一面,應當舍棄此世,這種思想和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大相徑庭。然而在中國歷史上,魏晉時期中國戰(zhàn)爭不斷,“此世”價值越來越不被看好,這使印度佛教有機可乘。此后,印度佛教思想不僅僅在民間廣為流傳,影響我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還控制了統(tǒng)治階級思想。基于總體分析,在魏晉至隋唐這段時期,佛教出世思想對于中國文化的形成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和價值。然而,魏晉至隋唐社會不斷發(fā)生變化,使得佛教思想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到了唐代,佛教思想最為本質的變化是從“出世”變化為“入世”。特別是由慧能創(chuàng)立的新禪宗的出現(xiàn)有力的推動佛教這一變革。
《壇經》第三十六節(jié)說:“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凈,即是西方?!?br />同條又載有他的《無相頌》,其一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br />慧能提出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的理論,在整個佛教掀起軒然大波,這也為印度精神從“出世”過渡到“入世”奠定基礎。后來的禪師們翻來覆去的講也都離不開該層含義。為此,宋代大慧宗杲禪師提出“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的學說。
二、新禪宗的經濟倫理
早期印度佛教經濟倫理并不倡導從事勞動,鼓勵佛徒乞討,不進行農業(yè)勞動?;勰芩篮蟮囊粋€世紀,禪宗的南岳一派在佛教經濟倫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革新,這便是百丈懷海禪師的《百丈清規(guī)》和他所正式建立的叢林制度。
早在《宋高僧傳》中的《懷海傳》就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jié)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薄栋僬汕逡?guī)》卷下《大眾章》第七說:“普清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眾處,有合資眾力而辦者,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齊趣,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br />作務即勞動,集眾作務即是普請。也就是說,節(jié)儉和勤勞是禪宗新經濟倫理的兩大主要內涵。百丈懷海禪師所定下的“普請”制度是寺眾一切上下人等同時集體勞動,包括他自己在內。據(jù)《五燈會元》卷三《百丈懷海章》記載:
“師凡作務,執(zhí)勞必先于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薄痘米♀智逡?guī)》明白交代:“公界普請,事無輕重,均力為之,不可執(zhí)坐守靜,拗眾不赴。但于作務之中,不可譏呵戲笑,夸俊逞能。但心存道念,身順眾緣,事畢歸堂,靜默如故。動靜二相,當體超然,雖終日為而未嘗為也。
這便是用一種超越而嚴肅的精神來盡在世間的本分了,即所謂“神通并妙用,擔水及砍柴了”?!段鍩魰肪砭庞涊d的溈山和仰山師徒之間的問答也非常有意義““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溈山說“鋤田、下種”并不等同于虛過,從而對勞動進行正確定位,并奠定了勞動在宗教中的地位和價值。
三、新禪宗經濟倫理與新教倫理之比較
新教倫理理念是馬克斯·韋伯在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首次提及。新教倫理闡述的西方基督教新教社會和經濟理論相關定義。該理論建立在加爾文主義基礎之上,突出努力工作的重要意義。而且,世俗的成功并不能夠獨立的視為個人超度的標準。新教徒在馬丁·路德時代世俗工作地位進行調整,認為工作一方面對于個人具有好處,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個人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主張勤奮地工作是一種天職。
新禪宗的經濟倫理和新教倫理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致性:(1)對“此世”的態(tài)度。路德也好,咯爾文也好,他們也仍然把此世看成是負面的,是人原罪的結果,但他們不再主張以躲在寺院靜修的方式來舍離此世。相反,他們認為只有入世盡人的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徑,“天職”的觀念即由此而生。這與六祖慧能之后新禪宗的立場相當接近。(2)對財富和時間的態(tài)度。禪宗和新教都認為,財富本身沒有善惡之分,關鍵在于財富是如何獲得和如何使用的。如果用不正當手段謀利,如果謀利最終是為了肉體享受,則財富便代表了一種罪惡;都強調通過正當手段合理謀利,約束本能,勤儉節(jié)約,都不允許消極無為、空耗時間。(3)對勞動的態(tài)度。新教倫理篤信“自助者天助之”,倡導“恪盡職守、努力工作”的敬業(yè)精神。職業(yè)活動不僅是有效的禁欲手段,同時也是上帝規(guī)定的生活目的。“不勞動者不食”這一宗教箴言無條件地適用于每一個人,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必須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職”。這和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四、禪宗經濟倫理的現(xiàn)代價值
禪宗通過清規(guī)戒律等組織管理手段,促使成員自我覺醒和自我管理,實現(xiàn)止惡修善、完善個人修養(yǎng)和道德價值,完成組織承續(xù)和發(fā)展的建設,使禪的組織能夠和合有序,健康穩(wěn)健,為禪的精神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提供了組織上和物質上的保障。
禪宗的修行過程是一個行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過程。人的日常行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日本德川時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鈴木正三也曾經指出,佛教修行不專在于懺悔、祈禱,而在于竭盡心智從事勞動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職業(yè)修行”,就是要世人誠心為政,農人實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責己經商。
禪宗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由于倫理學被剝離而導致的精神貧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劑。阿馬蒂亞·森曾經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說:“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br />總之,禪宗肯定現(xiàn)世,入世苦行的精神和當代人追求職業(yè)成功、人生價值的理想相容無間,并賦予人日常勞作以崇高的宗教意義,更有助于人現(xiàn)世的成功和此世的事業(yè)發(fā)展。
早期印度佛教表現(xiàn)出極端出世的性格,認為此世沒有積極的一面,應當舍棄此世,這種思想和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大相徑庭。然而在中國歷史上,魏晉時期中國戰(zhàn)爭不斷,“此世”價值越來越不被看好,這使印度佛教有機可乘。此后,印度佛教思想不僅僅在民間廣為流傳,影響我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還控制了統(tǒng)治階級思想。基于總體分析,在魏晉至隋唐這段時期,佛教出世思想對于中國文化的形成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和價值。然而,魏晉至隋唐社會不斷發(fā)生變化,使得佛教思想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到了唐代,佛教思想最為本質的變化是從“出世”變化為“入世”。特別是由慧能創(chuàng)立的新禪宗的出現(xiàn)有力的推動佛教這一變革。
《壇經》第三十六節(jié)說:“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凈,即是西方?!?br />同條又載有他的《無相頌》,其一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br />慧能提出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的理論,在整個佛教掀起軒然大波,這也為印度精神從“出世”過渡到“入世”奠定基礎。后來的禪師們翻來覆去的講也都離不開該層含義。為此,宋代大慧宗杲禪師提出“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的學說。
二、新禪宗的經濟倫理
早期印度佛教經濟倫理并不倡導從事勞動,鼓勵佛徒乞討,不進行農業(yè)勞動?;勰芩篮蟮囊粋€世紀,禪宗的南岳一派在佛教經濟倫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革新,這便是百丈懷海禪師的《百丈清規(guī)》和他所正式建立的叢林制度。
早在《宋高僧傳》中的《懷海傳》就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jié)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薄栋僬汕逡?guī)》卷下《大眾章》第七說:“普清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眾處,有合資眾力而辦者,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齊趣,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br />作務即勞動,集眾作務即是普請。也就是說,節(jié)儉和勤勞是禪宗新經濟倫理的兩大主要內涵。百丈懷海禪師所定下的“普請”制度是寺眾一切上下人等同時集體勞動,包括他自己在內。據(jù)《五燈會元》卷三《百丈懷海章》記載:
“師凡作務,執(zhí)勞必先于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薄痘米♀智逡?guī)》明白交代:“公界普請,事無輕重,均力為之,不可執(zhí)坐守靜,拗眾不赴。但于作務之中,不可譏呵戲笑,夸俊逞能。但心存道念,身順眾緣,事畢歸堂,靜默如故。動靜二相,當體超然,雖終日為而未嘗為也。
這便是用一種超越而嚴肅的精神來盡在世間的本分了,即所謂“神通并妙用,擔水及砍柴了”?!段鍩魰肪砭庞涊d的溈山和仰山師徒之間的問答也非常有意義““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溈山說“鋤田、下種”并不等同于虛過,從而對勞動進行正確定位,并奠定了勞動在宗教中的地位和價值。
三、新禪宗經濟倫理與新教倫理之比較
新教倫理理念是馬克斯·韋伯在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首次提及。新教倫理闡述的西方基督教新教社會和經濟理論相關定義。該理論建立在加爾文主義基礎之上,突出努力工作的重要意義。而且,世俗的成功并不能夠獨立的視為個人超度的標準。新教徒在馬丁·路德時代世俗工作地位進行調整,認為工作一方面對于個人具有好處,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個人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主張勤奮地工作是一種天職。
新禪宗的經濟倫理和新教倫理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致性:(1)對“此世”的態(tài)度。路德也好,咯爾文也好,他們也仍然把此世看成是負面的,是人原罪的結果,但他們不再主張以躲在寺院靜修的方式來舍離此世。相反,他們認為只有入世盡人的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徑,“天職”的觀念即由此而生。這與六祖慧能之后新禪宗的立場相當接近。(2)對財富和時間的態(tài)度。禪宗和新教都認為,財富本身沒有善惡之分,關鍵在于財富是如何獲得和如何使用的。如果用不正當手段謀利,如果謀利最終是為了肉體享受,則財富便代表了一種罪惡;都強調通過正當手段合理謀利,約束本能,勤儉節(jié)約,都不允許消極無為、空耗時間。(3)對勞動的態(tài)度。新教倫理篤信“自助者天助之”,倡導“恪盡職守、努力工作”的敬業(yè)精神。職業(yè)活動不僅是有效的禁欲手段,同時也是上帝規(guī)定的生活目的。“不勞動者不食”這一宗教箴言無條件地適用于每一個人,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必須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職”。這和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四、禪宗經濟倫理的現(xiàn)代價值
禪宗通過清規(guī)戒律等組織管理手段,促使成員自我覺醒和自我管理,實現(xiàn)止惡修善、完善個人修養(yǎng)和道德價值,完成組織承續(xù)和發(fā)展的建設,使禪的組織能夠和合有序,健康穩(wěn)健,為禪的精神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提供了組織上和物質上的保障。
禪宗的修行過程是一個行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過程。人的日常行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日本德川時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鈴木正三也曾經指出,佛教修行不專在于懺悔、祈禱,而在于竭盡心智從事勞動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職業(yè)修行”,就是要世人誠心為政,農人實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責己經商。
禪宗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由于倫理學被剝離而導致的精神貧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劑。阿馬蒂亞·森曾經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說:“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br />總之,禪宗肯定現(xiàn)世,入世苦行的精神和當代人追求職業(yè)成功、人生價值的理想相容無間,并賦予人日常勞作以崇高的宗教意義,更有助于人現(xiàn)世的成功和此世的事業(yè)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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