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小說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構

美國著名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的創(chuàng)作是美國黑人解放進程中的重要成就之一，美國黑人開始通過文學的方式不斷展現(xiàn)本民族的人格和獨立身份；同時，莫里森與瑪雅·安吉羅、愛麗絲·沃克、佐拉·尼爾·霍斯頓、芭芭拉·史密斯等黑人女作家的涌現(xiàn)也是美國不斷壯大的女性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莫里森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如《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秀拉》(Sula，1974)、《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娃》(Tar Baby，1981)等均立足于黑人女性的心理世界與特有的語言來細致地表現(xiàn)了她們所處的族群與世界，受到了批評界的肯定，她也成為了迄今為止唯一一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性作家，其作品極大地提升了長久以來被忽視、被邊緣化的黑人女性文學的地位。

    托尼·莫里森的文化語境是西方經(jīng)典文學傳統(tǒng)與黑人族裔文化結合的歷史語境。她強調作品的政治意義和影響，主張黑人文學藝術的獨特性，即“黑人性”，提出了黑人特有的文化語境。對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從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角度進行解讀，探索她對于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構，既是對分析莫里森小說的主題意圖的一種必要補充，也是了解非裔美國人這一特殊的族群民族思想意識覺醒，改善女性境遇，重尋支撐自身發(fā)展內核過程的重要窗口。

一、女性的生存困境與危機

    女性主義批評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往往與種族和文化問題相互纏繞，并共同成為了黑人文學發(fā)展的主軸。著名的批評家，同為黑人的瓦勒里·史密斯曾經(jīng)敏銳地指出： “女性主義的身份建構是多元的、變化的和矛盾的……這種身份包含了社會、種族、階級以及常常是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敘述表達等因素。”也就是說，女性問題是離不開種族、社會等語境的。

    由于自身的親身經(jīng)歷，托妮·莫里森對于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與危機是十分清楚的，首先是社會地位，經(jīng)濟條件下的困境。在《寵兒》中，賽斯作為一個黑人女性，毫無疑問只能生活在當時的社會底層，成為這個失聲群體中的一員，處處忍受白人的壓迫和蹂躪，這種傷痛是無法訴說的，只能給賽斯的心靈留下永久性的創(chuàng)傷。例如小說中賽斯歷經(jīng)了十八年依然無法忘懷的一次凌辱是當她懷孕以后，兩個文質彬彬的學生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吸吮她的乳汁。更為諷刺的是，這兩個學生在他人面前始終保持著一種紳士般的行徑，如說話低聲細語，吐口水時也包在手帕里等等，這種虛偽的禮貌與爆發(fā)的獸性恰恰說明了他們并沒有將賽斯視作一個與自己平等的“人”。而賽斯的遭遇還沒有結束，當她向加納太太告狀以后，學校卻反而讓學生鞭打賽斯，直到將已有身孕的她打得鮮血淋漓。顯然這種對于黑人女性的這次事件不僅傷害了她的身體，也侵犯了她作為女性的尊嚴：乳汁與懷孕是典型的只屬于女性的符號，同時真正促使賽斯逃離“甜蜜之家”的動力也是出自于女性專有的母愛——為了不讓自己的子女重蹈自己的覆轍成為被侮辱的奴隸，她忍痛殺死了自己心愛的小女兒。割斷親生骨肉喉嚨的舉動同時也是為了割斷作為奴隸的回憶。將忍氣吞聲的賽斯逼迫到手刃親女，正說明了整個社會的扭曲，也增添了整部小說的情感張力。

其次則是在身份認同上的危機。長期以來屈居于白人之下，導致了一部分的黑人變得奴顏媚骨，順承白人以維護自己的生活水平，還有一部分的黑人盡管并沒有如前者般趨奉白人，卻也在無形之中被整個社會主流思想扭曲了心志，在潛移默化之中接受了白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處處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模仿必然導致的是對自己原有的“黑人式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傳統(tǒng)的摒棄和厭惡。在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之中，就塑造了一個已經(jīng)飽受白人價值觀困擾的女孩佩科拉。一方面，她處處崇尚白人，幻想改變自己的外貌和生存條件，擁有一雙世界上最藍的眼睛，而另一方面，黑色肌膚又是她命中注定的身份符號。也因為這一點佩科拉甚至還遭受到了自己的母親波琳的厭惡，波琳本人也是一個陷入到對白人世界的癡狂迷戀的女人，她甚至會為了白人小孩而打自己的女兒。而父親喬利也是侵害佩科拉的罪魁禍首之一，莫里森用了巨大的篇幅來鋪墊這個窮困潦倒的男人的心理活動，在醉酒之后，他竟然奸污了自己的女兒。而佩科拉誤以為如果自己擁有了白人一樣的外貌，就可以脫離這種厄運。

二、女性的內心矛盾與痛苦

生存境況的惡劣勢必帶來女性內心的痛苦，由于莫里森是一位女性作家，因此她能夠以十分敏銳而細膩的筆觸直指女性的心靈。有的痛苦是超越種族的，例如在《秀拉》之中，伊娃是一位辛勤操持著家庭，具有黑人女性崇拜之中“大母神”意味的女性，她也十分愛自己的子女，曾經(jīng)為了救自己的女兒從三樓一躍而下。但她依然在子女的問題上遇到了阻礙。伊娃之子布朗因為參戰(zhàn)而精神墮落，每日醉生夢死，伊娃無法讓他重新振作。對此，伊娃在對瘋女人秀拉傾訴時表露了自己內心的感受：她沒有辦法，兒子想重新爬回自己的子宮，然而他已經(jīng)太大了，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了。這樣的心理描述帶有典型的女性作家的口吻，給予讀者的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悲哀或感慨。

    此外，在權力機器開動之時，種族、膚色的差異勢必導致了“他者世界”對黑人女性的拒絕，這也是黑人女性痛苦的來源。在《最藍的眼睛》中，在父母混亂的價值觀的影響下，佩科拉必最終成為了一個失去了真實自我，一步步走向絕境的可憐女人，并且佩科拉自己的孩子也被莫里森判處了死刑。而莫里森顯然想指出的是，佩科拉只是一個代表，正如“藍眼睛”只是白人文化泡沫的代表，類似波琳與佩科拉這樣的女性并不在少數(shù)，她們的分裂和異化最終會帶來整個民族對自身文化的集體失憶，這無疑是相當可怕的。莫里森是以一種深沉而復雜的態(tài)度來描寫整個故事的，她大膽地呈現(xiàn)出黑人女性內心尷尬甚至病態(tài)的一面，而意圖是喚起大眾對她們的理解和同情。

三、女性的優(yōu)良美德與觀念

    托妮·莫里森之所以要介紹女性尤其是美國少數(shù)族裔的女性所面臨的外部困境與內心痛苦，其首要目的是挖掘她們內心深處潛藏的優(yōu)良美德與價值觀念。黑人女性在一次又一次地面臨身份缺失、模糊的危機之后，正是因為有這些美德底蘊的存在，黑人女性才不僅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所壓垮，并且重新獲得了關于自我身份認同的鮮明標識，甚至還有一大批的女性作家積極地打破黑人曾經(jīng)的沉默。這也正是莫里森的小說能在藝術性上脫離了黑人文學原有的吟唱性和對白人文學機械式的模仿之外，在思想性的層面也高出他人一籌之處。

首先是在對自身的態(tài)度上，莫里森強調一種女性的自立與自強。在《秀拉》之中，由于男性都在困苦的生活面前懦弱無比，選擇了逃避，不顧妻子兒女的死后，迫使他們的妻子十分堅強，成為家庭的頂梁柱。與之類似的還有《所羅門之歌》中的黑人先祖所羅門的妻子，在所羅門自己飛向所謂的自由之地后，妻子萊娜承擔起了撫育繁衍后代的重任。自立于自強也意味著對自我的肯定和贊賞。《寵兒》之中，賽斯的婆婆，身為女牧師的薩格林更是直接通過布道來向同胞宣講愛自己的手，自己的腳和自己的臉的重要性。只有女性開始注意并關愛自己的身體（包括黑人特有的膚色、扁平寬闊的面部與粗壯的身形等），才會進一步地愛自己的種族和處于弱勢的文化。

其次在與他人的相處上，莫里森認為女性之間，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互助互愛是延續(xù)黑人文化，傳遞種族文明的重要方式。例如在《所羅門之歌》中，莫里森塑造了一個偉大的母親形象，即男主人公奶娃的姑母彼拉多，因為彼拉多在奶娃身體與精神上的成長上都給予了極大的關切與影像，因此她實際上扮演的是奶娃的母親的形象。彼拉多在對待子女時采取一種寬容而和諧的方式，隨時準備為他人做出奉獻，毫無控制欲。而在文化的傳承上，彼拉多身上更是承載著言行歷史的重任，她以非常原始而典型的口述歷史的方式傳遞黑人的往事，激發(fā)奶娃尋找先祖遺跡的熱情，讓奶娃即使成長在白人文化的浸泡之下也沒有忘記家族、身份和歷史。

    賽義德曾經(jīng)指出，身份并不是一個靜止的東西，而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正是社會與觀念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過程。因此，女性文化身份也勢必會不斷地構建并再被補充或修改，再被重構。與以往的白人女作家（如簡·奧斯丁等）立足于婚姻家庭生活，單純地追問女性獨立于獲得幸福的方式不同，黑人女杰托妮·莫里森花費了大量的筆墨來從各個角度和層次訴說黑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女性自身無處釋放的巨大痛苦，從而彰顯出黑人女性并未被厄運所抹殺的美德，從而重新構建起了一類豐滿的女性文化身份。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女性文化重構之路還遠未結束，莫里森的作品還亟待更多關注。

本文來源：http://www.12-baidu.cn/w/zw/1534.html 《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