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文化內涵與中國文化的走向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經濟的全球化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安東尼·吉登斯曾對全球化做過比較松散的文化定義，他認為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的強化，這種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此地所發(fā)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里以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因為地方上發(fā)生的事情可能沿著與塑造它們的延伸很遠的關系相反的方向運動。地方性的變遷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社會聯系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旁向延伸?！?/p>

一、全球化的文化內涵

從馬克思開始，各種思想流派的學者們對全球化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全球化是資本運作的結果，是工業(yè)社會發(fā)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于資本與全球化的關系是這樣描述的：“不斷擴大產品銷量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fā)，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弊钤缣岢鍪澜鐨v史觀點的應屬黑格爾，他認為世界歷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是絕對精神發(fā)展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認為“（黑格爾）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而且“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黑格爾那里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天才思想——種子——的一種應用和發(fā)展?！彪m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點來源于黑格爾，但當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第一次使用“世界歷史”這一概念時，就強調了其客觀性，馬克思認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抽象行為，而是純物質的、可以經過經驗來確定的事實?！?/p>

隨著經濟全球化已成為既定的事實，全球化內在矛盾中包含的文化內涵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已經闡述了全球化在文化方面的影響：“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睖妨稚谄渲鳌度蚧c文化》中說：“全球化處于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強調了文化，特別是現代文化對全球化的解釋作用，他這樣寫道：“我們這個時代所經歷的、由全球化所描繪的巨大的轉型式進程，除非從文化的概念性詞匯人手，否則就很難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nbsp;其實，對于文化問題來說，全球化同樣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全球化促進了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隨著文化全球化的深入，不同民族間的文化矛盾、文化沖突也顯現出來。今天的世界，隨著文化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對中華文化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zhàn)，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標邁進，成為文化發(fā)展的根本性問題。

二、全球化時期的中國文化走向

1、中西文化差異

文化全球化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而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正是文化全球化的一個趨勢。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主要的區(qū)別在于價值取向與思維方式的不同。從價值取向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具有強烈的道德主義色彩，“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倫理體系的核心內容。中國古代社會強調“人之初，性本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與之相對應的統(tǒng)治思想就是施行仁政。仁政思想是儒家學說的代表思想，是在孔子“禮治”和“德政”的理論基礎上由孟子改造和推行的，講究以德服人、民貴君輕的統(tǒng)治理念。西方文化蘊含著基督教的傳統(tǒng)，特別是原罪說的確立，使得罪罰與救贖成為其文化主題，相對應的就是律法主義精神。如果說中國文化強調“重義輕利”、“舍生取義”的道德傳統(tǒng)，那么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則開始重視人性，強調以律法來保證人的合法權益?！霸谖鞣絺鹘y(tǒng)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調節(jié)。個人可以求助于法律保護，來對抗官員的專擅。我們西方的公民自由權就靠這一點。但是，法律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并沒有照這個樣子發(fā)展，來保護個人的政治權利或經濟地位?！?/p>

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來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更注重“和諧”，特別是儒家經典作品中論述和諧的資料很多，比如《論語》、《孟子》、《荀子》等。儒家經典大多論述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的倫理關系，在為人處事方面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治理國家方面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當然，“和諧”并不只出現在儒家思想中，中國古代其他思想流派也都崇尚和諧，像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與之相反，西方文化在近代科學的推動下，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開始強調競爭的意識，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存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也存在于人與人的關系之中。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他認為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世界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沖突不是經濟、政治之間的沖突，而是不同文化的沖突，這種觀點正是西方沖突文化的典型代表。

2、中國傳統(tǒng)文化面臨的挑戰(zhàn)

通過比較中西文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點與不足。從形成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獨自創(chuàng)發(fā)，慢慢形成，非從他受”，而其他文化如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多是“他受”而已。中國文化的個性不僅表現在形成之上，還體現在她的歷史之悠久和影響之遠大上。與中國并稱四大文明發(fā)源地的古埃及、古印度與美索不達米亞，其古代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流轉早已失去原有的本性，而中華文明雖在近一百年內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以其強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仍延綿至今。中國文化的影響應是放射形的，近抵日本、朝鮮，如漢字、儒學等構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遠至西伯利亞、歐洲，特別是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對歐洲的文藝復興與資產階級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到了近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并且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挑戰(zhàn)。

在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考察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西方學者有很多，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李約瑟難題和韋伯問題。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一直遙遙領先于西方世界，但為什么近代以來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反而落后于西方了？李約瑟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之一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觀念阻礙了科學革命精神在近代中國的產生與發(fā)展。馬克斯•韋伯在著作《儒教與道教》中研究的課題是：中國近代社會為什么沒能發(fā)展資本主義？在這本書中，韋伯經過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在這種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中國正統(tǒng)文化——儒教及其異端的道教，并將此與西方清教進行對比，認為中國儒教倫理不可能產生出西方式的現代科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特別缺少了西方文化中的競爭意識與律法精神，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落后于西方社會的原因之一。中國文化崇尚自然、隨性的生活態(tài)度，主張以和為貴的精神，在治理國家時強調“無為而治”，這使得中國的科學發(fā)展缺少了內在的動力機制，特別是缺少了應有的創(chuàng)新精神，我國相對發(fā)達的農業(yè)文明遠遠落后于西方的工業(yè)文明。另外，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采用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使立法、行政、司法在相互牽制中達到權力的平衡，對于避免專權統(tǒng)治、減少腐敗和推進資本主義發(fā)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中國長久以來的官本位思想卻阻礙了民主思想的產生。

雖然李約瑟與韋伯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過于片面，但卻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究竟應該怎樣轉型、朝什么方向轉型。在今天的世界，隨著文化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國文化的走向問題對我們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zhàn)，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標邁進，成為我國文化發(fā)展的根本性問題。

3、當代中國文化走向問題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第一次從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上闡述了文化強國的“中國道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文化探索經歷了由失望到絕望再到新生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是中國文化自我意識的一次新生，這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更顯重要性和緊迫感。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表現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但是馬克思主義并不能取代民族文化。我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變?yōu)榕c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當代中國文化。當代中國文化的建構不應當是抱殘守缺，而是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不過這種吸收應是主動的、以我為主的吸收，其核心仍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我們要學會用西方文化中具有積極意義的內在精神來充實現代中國文化。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指導作用，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牢牢把握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深入挖掘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有益價值，吸收借鑒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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