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界之戰(zhàn)士-文學論文

1902年，懷著青年人的夢想，魯迅東渡日本，開始了他一生中極其重要的日本求學時期，在此期間，他于1908年接連發(fā)表了《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三篇文言論文，這可以說是魯迅拉開了其作為一位文化戰(zhàn)士筆耕不輟、不屈不撓戰(zhàn)斗一生的序幕。魯迅初到日本的四五年間，是其思想轉彎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魯迅的思想的確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眼光也越來越深刻，而1908年接連發(fā)表的幾篇文言長篇大論，正是這次“思想革命”的成果。當他面對儒家文化掌管的中國現(xiàn)實時，自己的這種感情卻不得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擊，他也不得不對儒家提出質疑，終于他接受了尼采的建議：“求古源方盡者，將求方來之源，將求新源。”——但我們依然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時候，魯迅并未對“古源”（我以為正是儒家的治世思想）有太多的批評，甚至當他痛斥中國自古缺少“攖人心”之作時，也決不明確地把矛頭對準孔子，卻獨拿老子開刀，儒家傳統(tǒng)的“中庸”思想在安人心、撫民怨方面豈不更甚！——個中滋味，也許你我都無法體味得到。
在魯迅思想轉變的過程中，不但有如魯迅先生之后回憶的清朝留學生的刺激，更是當時日本流行的思潮的沖擊。這兩者的影響，終于使他棄醫(yī)從文，轉向精神領域。據許壽堂回憶，魯迅大約在弘文學院時，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他經常跟許壽堂談到三個相關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這三個問題中，對于中國人“國民性之陋劣”，魯迅先生在隨后是一步步探尋并嚴酷批判的，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此時他的理想還在于建立“理想的人性”，即“立人”。但觀其一生，氣勢前其他主要是“尋”“人”，后來當其逐漸成熟，越來越弄不懂現(xiàn)實——“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時，就轉為“批人”，即“找出病根，尋求療救的注意”，而把“立人”的工作，留給了后人，所以，“立人”的理想，我認為對于魯迅先生來說，逐漸成為一個無法企及的傷痛的夢。
也是在這個時候，魯迅碰到了尼采。那么，又是什么使魯迅和尼采之間產生了如此強烈的親和力？
誠如今天的魯迅研究者所指出的，此時的尼采正是以“藥方”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在魯迅看來，尼采“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從而達到“改進人類（立人）”的主張正是此時的中國所急需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想贅言。不過我想，在思想認同方面，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進化論”的問題。在《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據說是當時魯迅所接觸到的尼采的唯一著作）一文中，尼采曾經說：“猿對于人類是什么？一個譏笑或一個痛苦的羞辱；人對于超人也是如此，一個譏笑或一個痛苦的羞辱。”[1]尼采的這個“猿——人——超人”的貌似進化論的鏈條，也讓魯迅深有同感。因為在這中間，魯迅一致認為尼采“剌取達爾文進化論”，而這恰好與他在南京讀書時因酷愛嚴復譯的《天演論》而培養(yǎng)起來的進化論信念頗具一致性，從而也拉進了二人之間的距離。當然，諸如此類的思想的共鳴是不可少的，但這并不能成為唯一原因，充其量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極其重要的，乃是尼采的那種反叛權威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恰好與這位此時滿腔熱血的青年暗合，同時，在一個基督教的天下，尼采依然幾乎放肆的狂囂“上帝死了”“重估一切價值”的勇敢及為此而苦苦跋涉的孤傲也給了魯迅極大的鼓舞。唐弢也曾經說：“我人為魯迅主要是將尼采作為一個詩人或文學家來介紹的?！盵2]因此我想，在魯迅的眼里，尼采也許首先應是一個文化先驅、精神領袖的形象，然后才是一個說教的思想家。
在這個時候，“重尚武，鼓吹復仇，不僅使魯迅的特點，而且?guī)в袕娏业臅r代特色。”[3]此時的魯迅與徐錫麟、秋瑾等革命烈士都有很好的關系，同時，主辦《民報》、站在革命前列的章太炎其時正在日本，并給清國留學生開課。魯迅就是他的忠實聽眾之一，在思想和學術上深受他的影響。后來，魯迅回憶說：“前去聽講也是在這個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另據《魯迅傳》的記載，有一次，章太炎先生問文學的定義，魯迅回答說：“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發(fā)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雖然魯迅的回答未得到老師的褒揚，但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文學價值觀，并盛贊拜倫文章中“剛健、抗拒、破壞、挑戰(zhàn)之聲”。另一方面，從魯迅先生早期的這幾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魯迅對詩尤有嗜好，認為“凡人之心，無不有詩”，甚至說“敗拿破侖者，不為國家，不為荒地，不為兵刃，國民而已，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這與他后來對詩的態(tài)度好像大相徑庭，但我想，同樣的道理，“在諷刺詩里，僧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tài)?！盵4]
“在正確地把摩羅詩人理解為現(xiàn)實的反抗、行動之后，至為關鍵的是要讀出其中的價值內容。其實這個內容就是愛：愛生命，愛生活，愛自己，愛他人…他們多是破壞者，抗爭者，是魔鬼，是反抗上帝的劍客，同時是上帝的消毒者，而拯救著上帝的人，是博愛的人…沒有愛在其中的反抗和革命，在魯迅是不可想象的?！盵5]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著痛苦的心情去愛，只能在苦難中去愛。我們不能用別的方式去愛，也不知道還有其他方式的愛…我們渴望流著眼淚親吻我離開的那個地球，我不遠，也不肯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盵6]
魯迅先生借奧古斯丁的話說：“吾未有愛而吾欲愛，因報希翼而求足愛者也?！?br />讀了以上幾段話，無需再做任何注腳。不過還要補充一點的就是，此時的魯迅是把構建在人道主義關懷之上的那份感情通過中國的國民轉移到了對國家的愛上，畢竟，在魯迅那里，也即是在傳統(tǒng)中國人心中，個人永遠是屬于國家的?！叭蝹€人”絕非“無政府”，“愛人”首先是“愛國”。例如，在《摩羅詩力說》的起文，魯迅并沒有直接引入正體，而是首先對“古文明國”逐個進行了剖析，我想，這其中應該包含了他對中國幾多的憂慮！而在《文化偏至倫》文末的“眷念方來，亦已焉哉”的哀嘆中，又到處了他對中國前途幾多的失望！
終其一生，魯迅先生一直一個啟蒙者自居。[7]有人說，中國近現(xiàn)代的文壇，由于魯迅的存在，再也不那么平靜了。戰(zhàn)士最重要的使命也就在于破壞，因為是時代造就了戰(zhàn)士，而魯迅的一生恰恰處于這樣一個生產戰(zhàn)士的時代。有人把魯迅的性格歸結為：“任真太認真、冷靜乃至冷酷的現(xiàn)實主義”特別是后期，更像一個冷眼直視的思考者，不過我認為，支撐著一切的，還是他年輕使得這種勇氣、愛的熱望、不媚于世俗的摩羅之美、以及戴著點烏托邦式的理想，所以，以“精神界之戰(zhàn)士”稱謂魯迅先生，即使觀照先生的一生，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