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企業(yè)行為與污水排放——經濟與管理

 一、地方政府和企業(yè)尋租的博弈分析
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基礎上的自由競爭通過市場途徑讓那只“看不見的手”去配置資源將是最有效的機制。然而，后來很多的經濟學家們則認為，由于一些經濟體制的制約或者引導，現實社會中，個人趨利避害的競爭行為（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們認為這種行為會導致整個社會實現最優(yōu)的選擇）有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非生產性耗費。尋租理論就是主要研究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非生產性競爭活動的一種經濟理論。我們發(fā)現，在一些國家中，大多數人獲得財富的途徑通常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通過創(chuàng)新思維來刻苦研究、發(fā)明一些新產品而獲得較多的財富和榮譽；但是，也有一些社會人士會通過坑蒙拐騙或是行賄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方式來謀取利潤和財富。這種現象的出現和我們所說的道德范疇是沒有太大關系的，因為在利益面前，人人可能都有機會主義傾向，他們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理性人。發(fā)生上述行為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機制和相關的制度設置、制度環(huán)境以及一個國家的政策激勵方向所導致的。尋租理論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來研究人們的行為，這為我們客觀理性的看待政府部門腐敗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關于尋租理論，國內外學者均作了大量研究。尋租概念雖然是由安·奧·克魯格于1974年提出，但塔洛克早在1967年即已對相關理論作了初步闡述。他在1967年發(fā)表《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一文中已經開始涉及尋租的基本理論和思想。其著眼點并不是尋找尋租現象產生的道德范疇，而是從相關經濟條件出發(fā)研究尋租出現的原因。薩伊對尋租活動的成本、收益作了實證研究，并對這種尋租行為所帶來的社會福利負效應作出規(guī)范性判斷。他認為：“如果某個人或某階級能夠得到政府的幫助阻止別人的競爭，他就取得特殊權利，而以整個社會為犧牲，使整個社會遭到損失。他就一定可得到不是完全來自他提供的生產服務而是部分構成于為他私人利益向消費者征收的賦稅的利潤。這種利潤通常由他和政府分享。政府不正當的給予他們扶持，就是因為這些利潤?！辈伎材险J為，尋求租金的活動直接與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活動范圍有關，同國有部門的相對規(guī)模有關。陸丁則認為，一項扭曲市場的政策要延續(xù)下去一般都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該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當嚴重，從而形成一個維持這個政策的利益集團；二是該政策造成的租金應當集中在少數尋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6]。
結合以上理論，我們要分析的問題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就環(huán)境污染問題方面，政府和排污企業(yè)間會不會出現尋租活動呢？自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獲得了一定的財政權力，很多學者認為財政分權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種重要的制度變遷。Qian和Roland[7]、張晏和龔六堂[8]通過實證分析分別指出，財政分權改革給予了地方政府較大的市場化激勵，有利于地方的經濟增長。姚洋[9]則認為，財政分權改革轉變了傳統(tǒng)的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機制，通過引入分成制等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好處。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我們知道財政分權改革極大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效率。然而，中國地方官員晉升與否的標準是以能否更多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為依據[10]。而短期內環(huán)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為了短期內快速的經濟增長，可能需要更大的環(huán)境污染，所以，在“唯GDP指揮棒”的指揮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過暫時犧牲環(huán)境來換取更多的經濟增長。
（一）模型假設
（二）均衡分析
在中國，關于環(huán)境污染的法律法規(guī)還不健全，甚至有些還存在著許多空白區(qū)間，而且環(huán)境監(jiān)察部門對于有些污染的數量和污染程度的取證比較難，技術水平較高，很難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這就給污水排放企業(yè)尋租創(chuàng)造了一定的制度環(huán)境。同時，環(huán)境規(guī)制部門出于增加當地GDP的考慮，并以此獲得更好的晉升機會或者更大的晉升概率，作為一個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允許企業(yè)超額排放污水，并因此接受一定的租金可能是一個最優(yōu)選擇和均衡狀態(tài)。我們發(fā)現，按照現在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即便查出有尋租腐敗行為的存在，它們對政府官員和排污企業(yè)的懲罰力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排污企業(yè)尋租、政府部門接受租金的可能性就會進一步增加。鑒于以上分析的內容，我們提出如下假說：尋租活動是影響污水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尋租程度和污水排放量正相關，尋租程度越嚴重，該地區(qū)的廢水排放量就越大。
二、尋租與污水排放量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模型設計
正如引言所說，西部很多省份的廢水排放量在這些年出現了持續(xù)增加的現象，而且西部地區(qū)為了更快的發(fā)展地方經濟，工業(yè)化水平將會進一步提高，所以，污水排放數量尤其是工業(yè)廢水的排放量可能會增長的越來越多，因此，文章選取西部各省份③的相關數據來分析尋租與污水排放量的關系。文章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8—2011）；西藏自治區(qū)有些數據缺失，因此文中排除該自治區(qū)，主要考慮西部其他省份；尋租腐敗的指標則源自《中國檢察年鑒》上各省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敗立案的情況。
我們選取了西部地區(qū)1997—2010年工業(yè)廢水排放量作為污水排放的指標，這是因為工業(yè)廢水排放量是污水的主要來源。同時，由于尋租行為很難界定，無法進行直接量化，我們只能選擇一些類似的替代變量。和有些學者的處理方法相似，我們同樣選擇各省每百萬人口中貪污賄賂案件立案數來表示尋租腐敗的程度，立案數量越多則意味著該省的尋租程度越嚴重。除了核心變量尋租（rent-seeking）程度外，影響西部地區(qū)污水排放量的其他因素也很多，考慮西部地區(qū)實際情況和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在文章中加入以下控制變量：（1）工業(yè)化水平（Industry）：方法是采用工業(yè)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我們猜測工業(yè)化水平越高，廢水的排放量就越大。（2）財政分權程度（Decentral）：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他們發(fā)現財政分權程度越高，該地區(qū)的污染水平可能就越高[11]，因此，我們推測財政分權程度越高，廢水的排放量越大，關于財政分權的衡量標準很多，我們采用其中的財政支出比重作為分權指標的度量來反映地方的財政分權程度，即地方財政支出占財政③總支出的比率④；（3）城市化水平（urban），根據實際情況，我們推測城市化水平越高，廢水排放量應該就越多。
因此，我們將相關分析的計量模型設定為：
（二）研究方法
為了分析不同省份及不同年份上影響西部地區(qū)污水排放量的影響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數據進行分析。面板數據和截面數據或者一般的時間序列數據最大的不同是，它具有三個維度：個體、指標和時間，這種具有三維信息的數據結構稱為面板數據（panel data）。有的文獻中也把這種數據稱為平行數據。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可以構造和檢驗比傳統(tǒng)的單獨使用橫截面數據或時間序列數據更為真實可靠的行為方程，可以進行更為復雜的分析。它的優(yōu)點是：能夠控制不同個體的異質性，能夠減少各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同時面板數據還提高了估計參數的顯著性水平、能夠構造出較為復雜的行為模型。因此，最近這些年，面板數據得到了廣泛的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的一般表達式是：
式（2）是考慮k個經濟指標在N個個體及T個時間點上的變化關系。其中i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測時期總數，參數？琢it表示模型的常數項，xit表示對應于被解釋變量yit的解釋變量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個數。隨機誤差項uit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同方差的白噪聲假設。
判斷樣本數據屬于哪一種模型，需要利用協(xié)方差分析來構造檢驗F2和F1統(tǒng)計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一般有兩種假設：
可見如果接受假設H2則可以認為樣本數據符合情形3，即模型為不變參數模型，無須作進一步檢驗。如果拒絕假設H2，則需檢驗假設H1。如果接受H1，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情形2，即模型為變截距模型，反之拒絕H1，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情形1，即模型為變參數模型。其中，S1，S2，S3分別是（5）、（4）、（3）的殘差平方和∑eit2。如果F2大于給定的置信水平下的F分布臨界值，則拒絕H2；繼續(xù)進行檢驗；如果F1大于某個置信水平下F分布臨界值，則拒絕H1，模型為變參數模型，反之，如果F1小于某個置信水平下分布臨界值，則接受H1，模型為變截距模型。
（三）檢驗結果
由于面板數據的二維性，若模型設定錯誤，或者參數估計方法不當，都將對估計結果造成很大的偏差，不能很好的說明問題，因此要首先對模型的設定形式進行檢驗。
根據F1檢驗的結果，我們知道該模型應該設定為變截距模型，該模型根據誤差項的設定不同可以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文章采用Hausman檢驗，識別面板模型類型。其結果如表3。
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Hausman檢驗的p值都大于0.1，所以接受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文章選擇隨機效應模型來分析問題。
根據上述模型，筆者應用Eviews6.0軟件對相關數據作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4。
根據以上檢驗結果，我們把最終的模型設定為：
其中，該模型里的變量和前文所述相同，liqi，t表示污水排放量，renti，t表示尋租程度，urbit表示城市化水平，indit表示工業(yè)化水平，denit表示產業(yè)化水平。從表5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該模型修正后R2的達到0.764 242，擬合程度相對較好。從表4的檢驗結果很明顯可以看出，尋租（rent-seeking）的回歸系數是0.214 501，其t值為2.819 883，P值為0.005 6，這表明該變量在1%的水平下這個參數也是顯著的。因此，尋租程度和中國西部地區(qū)污水排放量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尋租程度越嚴重，污水排放量超標的就會越多，這也就證實了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論假說。同時，我們看到財政分權程度這個變量的t值為2.389 596，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也是顯著的，其回歸系數為1.852 936，這表明財政分權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環(huán)境污染就越嚴重，這和一些學者的實證結果是相似的。而另外兩個控制變量工業(yè)化水平（industry）與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數均不顯著，而且城市化水平和污水排放量是負相關的，這個實際情況不太符合，但是其二者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變量，故不予以考慮。
三、結論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在建立尋租博弈模型后，提出了相應假說，尋租和西部地區(qū)污水排放量存在著正相關，然后根據西部省份的面板數據作了實證檢驗，其結果顯示：影響西部地區(qū)污水排放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尋租現象，尋租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兩者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完全和我們的假說一致。
在未來一些年內，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們認為西部地區(qū)的污染水平可能會進一步提高，這就要求必須想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去盡量減少尋租活動出現的概率。首先，司法部門應該健全、完善和環(huán)境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減少甚至消除法律空白地帶，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提高法律執(zhí)行力度，對尋租活動的雙方給予更為嚴重的懲罰[12]。最后，要加強公眾對環(huán)境污染現象的監(jiān)督工作，讓公眾真正參與進來，他們是大量污水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公眾監(jiān)督、舉報污水排放量的動機較強。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必須改變地方政府官員“唯GDP指揮棒”的晉升指標，通過多元化的指標來引導地方政府相關部門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比如，把環(huán)境保護程度也同時列入到地方官員晉升與否的指標中來，以此來促進西部地區(qū)經濟，進而促進全國范圍內和諧、持續(xù)的發(fā)展。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國環(huán)保部在《2010年中國環(huán)境狀況公報》所做的年度評估報告。
②這和很多學者的做法不同，他們一般都是同時研究廢水、廢氣和廢物，鑒于西部有些地區(qū)水污染較為嚴重，我們僅僅研究廢水排放量。
③西部各省分別是：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④zhang和Gong（2005）驗證了該指標的可行性，并且支出指標比收入指標更能反映實際分權水平。Zhang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對于收入規(guī)棋的支出指標，結論與其他指標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