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櫆生平事跡考辨——中州學刊

自清朝乾嘉以來，文人學者對“桐城派”的研究成果豐碩，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于桐城派研究，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各方面研究都有所深入、發(fā)展，包括對桐城文學流派代表人物《年譜》的再整理和再充實。對于劉大櫆年譜的整理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吳孟復先生的《劉海峰簡譜》和孟醒仁先生的《桐城派三祖年譜》里；另外，蔡錦芳先生曾在《中國典籍與文化》上撰文對個別問題作了考證。盡管成就明顯，但各家年譜及其他相關(guān)文獻對劉大櫆生平中一些基本事跡的描述存在分歧和錯誤。如劉大櫆的出生年問題，吳孟兩家年譜說法不一：有認為康熙三十六年，有認為是康熙三十七年；又如劉大櫆入湖北學使幕的時間，兩家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對劉大櫆后期事跡行蹤的描述，各家意見出入很大。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應是當代桐城派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進一步深入桐城派研究必須完成的基礎性工程。鑒于此，筆者不揣固陋，針對有關(guān)問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辨。
一、劉大櫆生年考
出于自身科場失意的特殊經(jīng)歷，劉大櫆一向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年齡，他寫文章也很少像其他人那樣在末尾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作”的字樣。這給我們了解劉大櫆的生平活動制造了障礙，也給我們的作品編年工作增添了困難。甚至連其生年問題，至今都沒有一致的結(jié)論。關(guān)于劉大櫆生年，當時文獻記載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劉大櫆弟子吳定《墓志銘》言其“年八十二”，《祭文》言“天賜公壽，八十二秋?！币皇峭l(xiāng)姚鼐《傳》文中言其“年八十三”。現(xiàn)代人基本依據(jù)此二說，吳孟復《劉海峰簡譜》認為姚劉同鄉(xiāng)，語當可信，遂從姚說，認為劉大櫆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孟醒仁《三祖年譜》則以吳定《墓志銘》和《祭文》以及《辭源》等書為據(jù)，認為劉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并言：“但姚鼐作《傳》，言其八十三歲，可供參考?！笨磥?，孟醒仁采取康熙三十七年說，但對姚鼐三十六年之說，沒能找出證據(jù)進行否定。
筆者認為，姚鼐的說法有誤，吳定等人的說法是正確的。依據(jù)是劉大櫆自己提供的一則材料。在《劉大櫆集》卷十《祭張閑中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昔在康熙之辛丑（筆者按：公元1721年），初托子以交契，愧學業(yè)之未成，年甫（筆者按：剛，才的意思）臻于廿四。舉一世以杈枒，子獨揄芬而匿穢。信兩情之無疵，與草木同其臭味?！雹倏匆闹凶窒掠袠它c的部分，可知劉大櫆1721年時，年剛二十四，即虛歲二十四。根據(jù)這則材料，我們可以推知，劉大櫆生于公元1698年。因此筆者斷定，劉大櫆生年問題當以吳定說法為準，即劉大櫆（1698—1779），享年八十二。姚鼐《傳》文和吳孟復《簡譜》說法有誤。
二、劉大櫆入湖北學使幕時間考
關(guān)于劉氏入湖北學使幕時間問題，研究者說法不一：首先，吳孟復《劉海峰簡譜》中言：“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劉）應湖北學政陳浩聘，入其幕中?！雹谄浯?，孟醒仁《三祖年譜》第127頁有：
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劉大櫆五十六歲
大櫆入湖北陳學使幕，充幕賓。按學使乃指陳浩，其任湖北學使，《通志》年月失考?？即髾湣都娜~書山》詩自注：“予以經(jīng)學應舉在京，值書山視學貴州、湖南時。及彼事峻北上，予又在湖北學使幕中?！庇挚肌肚迨妨袀鳌と~酉傳》，謂酉于“乾隆十二年提督貴州學政。十七年提督湖南學政”。又，《湖南通志》載十五年任。學使三年一任，此乃連任，應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滿，回京述職。則大櫆約于十八年春間入陳學使幕。故系于此年。
春，將赴湖北學使陳學使幕，道過好友倪司城家，讀其所作詩。為作《倪司城詩序》，序從略。（《海峰文集》）③
筆者認為，劉入湖北學使幕時間吳孟復《簡譜》所言為是，而孟譜這段文字則存在多處錯誤。
首先，證據(jù)錯誤。本譜言十八年春，大櫆赴學使幕，以葉酉任學政事為據(jù)。并引《清史列傳·葉酉傳》，謂酉于“乾隆十二年提督貴州學政。十七年提督湖南學政”。又，《湖南通志》載十五年任。學使三年一任，此乃連任，應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滿，回京述職。關(guān)于葉酉任貴州學政的時間，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十五年，諸書所載相同，但就葉酉任湖南學政的時間，各書所載不同，主要有兩種。一是，乾隆十五年說。（有《湖南通志》，《清代職官年表》）。二是乾隆十七年說，（有《清秘述聞》、《清史列傳》、《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nèi)閣大庫檔案073404號》）。筆者依據(jù)《乾隆實錄》記載，認為應以“乾隆十五年”說為準。材料如下：
八月。辛未朔。丙戌（筆者按：十六日）。諭：直省學政，已屆更換之期。安徽學政雙慶、廣西學政羅源漢俱著仍留原任。湖北學政，著葛德潤調(diào)補。湖南學政，著葉酉調(diào)補。④
據(jù)上文可知，葉酉任湖南學政應是“乾隆十五年八月”。又《清秘述聞》第344頁載：“莊存與，字芳耕，江南武進人，乾隆乙丑進士，十八年以侍讀學士任湖南學政?！雹荨肚宕毠倌瓯怼W政年表》亦載：莊存與于乾隆十八年九月戊辰，任湖南學政?？梢?，葉酉應于十八年九月離開湖南學政任。
那么葉酉任湖南學政的時間應為乾隆十五年八月至乾隆十八年八月，任期三年。孟譜言“此乃連任，應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滿，回京述職”之言不妥。葉酉并非連任，也不是乾隆十七年底任滿回京，而是于乾隆十八年九月任滿回京。則孟譜以葉酉十七年底任滿回京，并推言其十八年春入湖北學使幕，顯然不確。
其次，大櫆十八年“春，將入湖北陳學使幕，道過好友倪司城家，讀其所作詩。為作《倪司城詩序》?！贝搜哉`。據(jù)《清代職官年表·學政年表》載：陳浩于乾隆十八年九月甲子十二日任湖北學政。⑥那么，十八年春，陳浩尚未有湖北學使任，大櫆如何能未任先赴，于十八年春往陳學使幕呢？又據(jù)大櫆《倪司城詩序》言：“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才數(shù)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备缰畾q是乾隆十五年，司城與大櫆相見，“忽忽閱四歲”之后，應當是十九年。根據(jù)上述兩則材料來看，《序》中所言：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這里的“今春”應是乾隆十九年春，劉大櫆赴湖北學使幕，此時葉酉已離開湖南回京（根據(jù)上述文字知，葉酉于乾隆十八年九月離開湖南學政任并回京），這種境況與劉大櫆《寄葉書山》詩自注語：“及彼事竣北上，予又在湖北學使幕中”所言情景相合。
因此，“大櫆入湖北陳學使幕，充幕賓”之事在乾隆十九春，不是十八年春。鑒于此，孟譜中“其道過倪司城家，讀其所作⑦詩，為作《倪司城詩序》”等事跡俱在十九年，而不是乾隆十八年。孟譜此年下所錄諸多與湖北及學使幕有關(guān)的事跡（見該譜第127頁）俱應移于十九年下。
另外，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載劉大櫆“1753—1755在湖北學政陳浩幕”。⑧應據(jù)此改為“1754年—1755年在湖北學政陳浩幕”。
三、劉大櫆入黟時間考
關(guān)于劉大櫆赴黟任教諭的時間問題，此前學界說法有三種：
首先，吳孟復《劉大櫆簡譜》言：“大櫆于乾隆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在黟?！雹?
其次，孟醒仁《三祖年譜》相關(guān)文字如下：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劉大櫆六十四歲
旋赴皖南黟縣教諭任。此后在教諭任約共六年。按《黟縣志》載劉大櫆二十六年任，桐城人，副貢生，入名宦傳。其前任為吉夢赍，二十五年離任，后任陳國林三十二年任。知大櫆任教諭，前后共六年。⑩
最后，是蔡錦芳在《劉大櫆與徽州學術(shù)文化》一文中認為劉大櫆入黟在乾隆二十八年應是不易之論。其材料依據(jù)是歙人汪梧鳳的《送劉海峰先生歸桐城序》。原文如下：
乾隆癸未（二十八年）秋，桐城劉海峰先生官博士于黟。先生抱圣賢之道，精經(jīng)史百家之言，作為文章，崛奇幻渺，與唐退之、宋歐陽氏相上下。黟地近吾歙，吾數(shù)人乃得師事先生，數(shù)聞議論。歲丁亥（三十二年），先生去官居歙，于是吾徒與先生共晨夕，樂杯酒，雄論古今得失是非。悲歌歡笑，輒時時益念東原、藻中遠隔數(shù)千里。不能與先生肆志于山巔水涯之間，為可惜耳。今年辛卯（三十六年），易田又以鄉(xiāng)舉走都門獻賦天子，而先生亦以年髦思返桐城，然后知聚散不常，又不僅以出處之途異也。
汪梧鳳是劉大櫆在黟縣任教諭時的從游弟子，這篇《送序》是劉離開徽州時汪送別之作，題目中名言“歸桐城序”。如果這篇作品可信的話，那么作為及門弟子且親歷其事的汪所述的內(nèi)容，應該可信。但“乾隆癸未（二十八年）秋，桐城劉海峰先生官博士于黟”這句話本身的意思是值得推敲的。這句話，不一定說明劉一定是二十八來黟任職，只能說明劉二十八年在黟居官，并不能排除劉二十六年來黟的可能。那么蔡錦芳依據(jù)汪文，以為劉大櫆于二十八年秋入黟無疑，筆者以為有點武斷?！秳⒋髾溂酚小恶R湘靈詩序》一文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之秋，湘靈橐其詩遺余數(shù)百里之外，使為之序?！庇盅裕骸榜R湘靈名蘇臣，馬樸臣之弟，桐城人?！睆倪@個數(shù)百里之外文字推測，劉此時應該是在黟，與汪梧鳳文中“癸卯之秋官黟”時間相合。但這則材料也只能說明劉癸卯之秋即二十八年秋在黟，不能說明劉一定是此時來黟。
而孟譜據(jù)《黟縣志》認為劉二十六年入黟，筆者翻檢嘉慶年間編撰的《黟縣志》，所載與孟《譜》內(nèi)容相合。嘉慶與乾隆時間相去不遠，縣志所載應該是可信的。因此，筆者認為，劉在二十六年入黟可信，吳氏《簡譜》中“劉大櫆二十四、二十五年入黟”的推測不確，蔡錦芳先生的結(jié)論也不可靠。
四、劉大櫆若干作品寫作時間考
吳孟復《簡譜》言：“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是年，江永卒，作《江先生傳》?！辈⒀裕骸昂７鍨轺饘W教諭時，‘巡撫托（閔）公（振武）檄令主安慶書院’，詩集中亦有《至安慶書院》。此當在乾隆二十七八或三十年、三十一年。蓋二十九年曾在徽州，偕程瑤田、方根矩、吳閬游黃山，而三十二年則已辭去教諭?！?
蔡錦芳文依據(jù)劉入黟在二十八年說，以為《江先生傳》寫作時間，不一定在二十七年，可能是后來江門弟子請托而作。筆者認為，其二十八年說牽強，所謂后來弟子請托之說更為牽強，難以讓人信服。孟醒仁《三祖年譜》亦認為，《江先生傳》作于乾隆二十七年。筆者認為，吳孟年譜所言是。
至于《至安慶書院》寫作時間問題，吳孟復《簡譜》所言過于寬泛。蔡文認為，應作于三十二年。根據(jù)當時制度，各地的教職人員由各省巡撫負責選聘。筆者以為，“巡撫托閔公振武檄令主安慶書院”之事，應在二十九年第一屆任滿或三十二年上半年第二屆任滿時，正值劉大櫆斟酌去留之際發(fā)生。根據(jù)其詩集中《至安慶書院》等詩來看，劉大櫆確實去過安慶書院，并在途中作《至安慶書院》等詩。但除了這幾首詩，沒有任何資料能證明或反映他有安慶書院任教的經(jīng)歷。筆者以為，劉大櫆確實去過安慶，但他主講安慶書院之事，未必竟成事實。
五、劉大櫆離黟后去向及歸里事宜考
劉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去黟縣教諭一職，這是大家共同承認的，《黟縣志·職官·學?！分杏忻鞔_的記載。且其下一任任職時間是“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劉應在七月或稍前離任去黟。但大家對劉三十二年離黟后的去向卻說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
吳孟復《簡譜》言：“（劉）自黟去官，應聘至歙，主講問政書院，金榜、吳定、吳紹澤等從受業(yè)。在歙纂修《歙縣志》、《黃山志》?！?
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譜》言：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劉大櫆七十歲
大櫆歸陳家洲（今屬樅陽）后，主講安慶書院，吳定又從之游，繼續(xù)學習古文及經(jīng)學。按大櫆《贈大夫閔公傳》：“予以黟縣博士，巡撫托閔公振武檄令主安慶書院?！保ā逗７逦募罚﹦t其回桐城約在冬春之間。
蔡錦芳先生文所引汪梧鳳文《送海峰歸桐城序》中稱劉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去黟居歙”（引文詳見入黟時間考部分）。筆者認為，汪梧鳳是劉大櫆及門弟子，劉大櫆在徽州后期一直從游，應當知悉劉去黟及離開徽州的情況，其文章所敘應當可信。孟醒仁《三祖年譜》中所謂大櫆“于此年歸陳家洲后，主講安慶書院”，并斷定劉于此年冬春之間“回桐城”之說皆誤。劉大櫆三十二年離黟后入歙則符合歷史事實。
且據(jù)汪文可以推斷，劉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七月離黟后，遂居歙而教，直到乾隆三十六年歸，其后遂“不復出”。又據(jù)吳簡譜知，此期他在歙縣問政書院謀職。而孟醒仁《三祖年譜》中則認為：
劉大櫆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辭去安慶書院主講，歸里，蓋自此年始。按大櫆《汪在湘文序》：“辛卯之歲，予以老病，將歸，諸子相送，遠出城闕之外，依依不忍別去。”可見此后不再主講書院。
根據(jù)上文，筆者認為，此處劉大櫆于是年“辭去安慶書院主講，歸里”，誤。大櫆于本年歸里，不是自安慶書院，而是從歙縣歸里。又孟譜此處引劉大櫆《汪在湘文序》文，如果用此文來證明其此年離開安慶書院主講歸里不出的話，顯然不妥。文中文字只能證明，劉于此年歸里，但不能證明劉于此年自安慶書院歸里?！缎颉肺闹须m言及諸子相送的依依不舍之狀，但這里的“諸子”應指在徽州歙縣的從游弟子們，包括汪梧鳳在內(nèi)。據(jù)鄭虎文《汪明經(jīng)梧鳳先生行狀》記“梧鳳卒于乾隆辛卯（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六?！蓖粢恢痹诩亦l(xiāng)閉門讀書，并沒有言其到安慶讀書之事；如果據(jù)孟《譜》所言，是年辭安慶書院而歸，則諸子應在安慶書院讀書，與史實不符。又姚鼐《劉海峰先生傳》云：“（先生）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shù)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辈⑽囱约皠⒅髦v安慶書院事，而吳孟復《簡譜》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劉大櫆七十五歲離歙回桐城樅陽。諸生送至城外河橋，有泣下者。海峰纂修《歙縣志》刊印。其后吳定亦多次渡江來請益?！苯Y(jié)合吳《譜》、《汪在湘文序》、《送海峰歸桐城序》及《汪明經(jīng)梧鳳先生行狀》中所言，慎重思之，這場歸里送別，應是從徽州歙縣歸里，而不是在安慶送別。因此，孟《譜》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劉大櫆曾主講安慶書院之說內(nèi)容皆誤。
注釋
①②⑨[13][14][15][20]劉大櫆：《劉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4、619、619、82、620、620、620頁。
③⑩[16][17]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譜》，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7、142、152、159頁。
④《乾隆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一），中華書局，1999年。
⑤法式善：《清秘述聞》，《清秘述聞三種》（上），中華書局，1982年，第344頁。
⑥⑦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四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2660頁。
⑧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華書局，2005年，第84頁。
[11]蔡錦芳：《劉大櫆與徽州學術(shù)文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3期。
[12]汪梧鳳：《松溪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十輯第二十八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48頁。
[18]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九），《碑傳合集》，上海書店，1988年，第1665頁。
[19]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