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不擴散傳統(tǒng)機制的局限性——江淮論壇

核不擴散機制形成以后，取得了明顯效果，對世界和平與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于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國際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傳統(tǒng)核不擴散機制具有很大局限性。
（一）傳統(tǒng)核不擴散機制的實施效果
傳統(tǒng)核不擴散機制是指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核心的核不擴散體系機制，主要包括組織性機制和條約性機制。[2]它是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基本目的、以防止核武器擴散為核心內容、以國際合作和國際協(xié)調為主要手段的國際安全體系。在核不擴散機制中，兩個條約和一個機構構成核不擴散機制的基本骨架。這兩個條約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一個機構是指國際原子能機構。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不擴散體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核不擴散機制的基石。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義務下，五個核大國可以擁有核武器，但須推動核裁軍進程，不能幫助其他國家獲得核武器。無核國家不尋求核武器但得到和平利用核能援助的回報。這種規(guī)定是通過對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的義務設定，達到和平利用核能和有效防止核擴散的目的?！恫粩U散核武器條約》在防止核擴散、推動核裁軍、促進核能和平利用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1995《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得以無限期延長，對防止核擴散具有里程碑式意義。（1）《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是核軍控的支柱，是阻止核武器技術垂直擴散的最主要條約，為核武器發(fā)展設置了法律障礙。國際原子能機構是國際防核擴散機制的實際執(zhí)行者。它在核保障監(jiān)督與和平利用核能之間努力尋找平衡點，在勸阻放棄核武器和推動核不擴散國際共識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多年努力，國際社會防核擴散取得了重大成就：國際社會實現(xiàn)了有意義的戰(zhàn)略核武器削減，核彈頭總體數(shù)量在下降；在限制核武器發(fā)展方面，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在無核國家安全保障問題上，聯(lián)合國安理會通過了255號和984號決議，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分別發(fā)表了關于無核國家安全保障問題的聲明；南非、利比亞等國家放棄現(xiàn)有核武器及核武器發(fā)展計劃，成為無核國家；在出口控制與核查機制方面，建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出口國委員會（桑戈委員會）、核供應國集團、澳大利亞集團等。體系內沒有橫向擴散，締約國沒有出現(xiàn)新的核武器國家。
（二）核控制存在的問題與原因
傳統(tǒng)核不擴散機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邊條約遭受挫折?！恫粩U散核武器條約》沒有監(jiān)督機制，依靠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協(xié)調以及聯(lián)合國安理會在關鍵時刻的介入來發(fā)揮作用。以往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成效不大，削弱了條約的有效性和權威性?！度娼购嗽囼灄l約》促進生效大會召開了六次，但批約進程停滯不前。美國布什政府甚至削減向條約籌備組織提供的經費。受其影響，一些國家也在徘徊觀望，有三十多個國家未能批約。（2）
2.地區(qū)核擴散問題久拖不決。伊朗核問題和朝核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伊拉克戰(zhàn)爭、利比亞領導人的結局以及朝鮮半島持續(xù)緊張的局勢，都堅定了朝鮮擁有核技術、核武器及進行核試驗的決心。（3）朝鮮、伊朗核示范效應影響深遠。中東北非已經有十個國家準備開始自己的核計劃，朝鮮對核武器的追求則會導致日本、韓國在核不擴散問題上態(tài)度的轉變，而巴西和阿根廷已走上了研制本國核武器的道路。[3]有專家分析，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很可能已經達到 20多個。[4]
3.國際核擴散出現(xiàn)新途徑。20世紀末期以來，出現(xiàn)了核恐怖主義、核材料和核技術黑市問題，核材料流失嚴重。隨著全球核電業(yè)的發(fā)展，核技術應用不斷增加，保障核反應堆安全和防止核材料失竊、走私、盜賣，成為全球核安全面臨的最嚴重挑戰(zhàn)之一。
從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的演變，可以總結核不擴散機制問題的原因如下：
一是國家核選擇背后的政治推動和戰(zhàn)略意圖。當前國際關系體系中，是否擁有核武器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影響到該國的國家利益。所以，通過謀求核武器提高國際地位，獲得國際社會的更大尊重，是目前許多“核門檻”國家和欲發(fā)展核武器國家的首要訴求。[5]核擴散的地區(qū)化特點對此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東北亞、南亞和中東代表了核擴散的三種地區(qū)模式，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地區(qū)形勢的復雜性和對抗性帶來的國家不安全感。（4）
二是美國核政策的負面影響。美國的對外戰(zhàn)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核擴散。首先，美國為了獲得“絕對安全”和維護其霸權地位極大地惡化了核不擴散所需的國際安全環(huán)境。其次，先發(fā)制人的防擴散手段使朝鮮和伊朗這樣的國家認識到核不擴散體系的不可靠和國際安全保障體系的脆弱性，因而更多地尋求自助和自救。再次，美國奉行多重標準，對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鮮和伊朗采取不同的防擴散標準和政策，甚至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非成員國印度簽訂《民用核合作協(xié)議》，受到巴基斯坦、伊朗等國的反對。[6]
三是無法有效應對非國家行為體的核擴散。隨著蘇聯(lián)解體、“9·11”事件、卡迪爾·汗（Abdul Qadeer Khan）地下核走私等事件的發(fā)生，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xiàn)的非國家行為體核擴散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而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對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規(guī)范沒有約束力，其從事核擴散可能承擔的政治和道德風險以及遭受打擊的代價不高，且核技術擴散和核材料走私非常隱蔽，以致國際社會無法有效控制。
四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內在缺陷。無核國家與有核國家的地位相差甚遠，五個有核武器國家享有核特權，無核國家只能按照有核國家的要求去做。核不擴散規(guī)則屬于“可選擇性”接受，使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目前仍有39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沒有簽署全面保障協(xié)定，100多個國家未批準《附加議定書》。核不擴散機制有些規(guī)則界定不清，使之難以有效遵循。另外，《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允許成員國和平利用核能，那么從事濃縮鈾活動和擁有核材料自然合理合法，而這一活動很容易導致核武器的發(fā)展。此外，科技水平差距形成的國際核查的不對等性，也影響了條約監(jiān)督機制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