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介社會學觀智能媒體

從人、社會、歷史三個維度對人和社會、自我和世界、人生和歷史三種關系進行解讀，在當前媒介社會學研究中仍具備一定的現實意義。根據媒介社會學可以得知：對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媒介和技術之間的聯系進行理解，必須依據媒介制度進行分析和理解，需要從當前社會出發(fā)，并且必須通過實踐的方式實現。在媒介社會學之中，智能媒體能夠表現出一定的正反效應，若只是從傳播學層面或者是新聞學層面對其考察，則顯現的機制問題以及體制問題便會顯得過于單薄，無法對當前存在的各種隱憂進行全面回應。因此，將智能媒體融入媒介社會學之中，不僅能夠考察智能媒體與社會、人存在的互動關系，而且還可以從內部角度審視其運作的總體規(guī)律特點，并對其面臨的各種困境、發(fā)展趨勢進行分析，從而對智能媒體問題的有效防控提供支持。

一、智能媒體在媒介社會學中的本質體現

若僅僅從智能媒體對其本質進行理解，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理解。從狹義角度來講，就是智能機器人編寫的新聞，這一層面強調的是“無人干預”“數據為重”“自動生成”等本質；而從廣義角度來講，智能媒體是包含了傳播、生產、報道、寫作等諸多步驟以及特定學科條件和發(fā)展趨勢的智能化新聞系統(tǒng)[1]?！爸悄苊襟w”目前在我國是一個高熱型詞匯，其概念是隨著時代發(fā)展而不斷更新的，并非固定不變的概念，同時也并非單向發(fā)展的概念，而是具備多層意義的一種變化發(fā)展的概念，其本質可理解為具有強大識別和理解能力、可在營銷傳播方面開展最優(yōu)化決策的選擇和確定，同時能夠實現自我創(chuàng)造力的一類媒體。

在媒介社會學領域，智能媒體則是開展一些模擬和拓展類別的智能方法、理論、技術機器應用的工作內容的統(tǒng)稱；其本質在于信息形成以及信息交換的過程。我們也可以將其看作是一個復雜的、特定的信息傳播過程。

二、智能媒體的媒介社會學考察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智能媒體的演進就能說明這一點，但是從矛盾角度來看，智能媒體的出現并不能完全對其肯定，雖然其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但是同時也能帶來災難和破壞，通過考察可以對智能媒體的媒介社會學有以下認知：

（一）造成功能分化，人機依賴性加重

人工智能在新聞產業(yè)鏈中的介入已經滲透到每個鏈條之中，從微觀角度來講，是對新聞形成的整個過程進行重新塑造，從而促使智能新聞生產主體得以形成，并造成從業(yè)者的功能出現分化。凱恩斯曾在1930年發(fā)布的《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中描述“未來世界的技術進步將導致大規(guī)模技術性失業(yè)”。而在智慧媒體時代下，新聞行業(yè)出現的“技術性失業(yè)”具體體現為：智能媒體對編輯等從事新聞傳播崗位的相關從業(yè)者具備的職能產生分化，并使這些從業(yè)者對相應的功能進行操作。依據斯賓塞觀點得知，社會中的每一種組成部分之間均存在一定的依賴性，如果其關系結構的復雜程度比較高，則功能分化的程度便會更加嚴重，并且產生的關系依賴性便會越強。由此可見，智能媒體對新聞產業(yè)產生的影響并不會造成專業(yè)人員失業(yè)，而會導致其功能分化[2]。從宏觀層面來講，技術的出現并非對人類工作的剝奪，主要是因為應用技術完成工作時也會形成新工作。例如，農耕時代發(fā)展為工業(yè)時代的過程中，因新技術的出現，各行業(yè)的數量、工種以及職能均會出現變化。

除此之外，在智能媒體支持下所形成的新聞系統(tǒng)之中，智能媒體與專業(yè)人員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相互協(xié)作的關系。這是新聞系統(tǒng)得以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人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只會伴隨智能媒體的不斷發(fā)展而向縱深方向不斷延伸和滲透，導致人機依賴性越來越嚴重。

（二）新聞功能增益，社會文化的實踐性增強

根據帕森斯結構功能理論可知，智能媒體這種新聞傳播形式效率比較高，能夠提升新聞傳播所具備的社會功能。例如，新聞通過一些先進技術傳播可以加快新聞信息傳播速度，再如，人工智能寫作的效率高于傳統(tǒng)人工編寫，并使其線性流程得到有效突破。在大數據時代下，海量信息可以促使受眾對新聞的本源持續(xù)的、無限的接近，借助移動終端設備可以獲得最新的新聞信息，使新聞的傳播功能、娛樂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均得到擴大[3]。與此同時，廣告投放的精準性、營銷策略的定制化等均得益于智能媒體。

智能媒體若要實現正常運作，必須依賴于文化實踐的有效開展，這種社會行為有著非常明顯的能動性，與此同時，智能媒體也并不是對新聞信息進行簡單的模仿，也并非對新聞信息進行機械式加工，其屬于一種外顯化的過程，主要是展示再創(chuàng)造取得的成效。智能媒體只有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將自身的能動性予以全面發(fā)揮，從而使新聞傳播實現其社會功能，使文化環(huán)境的改造得以推進。

（三）內外沖突共存，正反功能出現對立交鋒

沖突是矛盾的體現，同時也是社交的主要形式之一，矛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此，沖突是不可能將其避免的，其能夠反映出不同利益層面之間的對立，也是行動者的本能反應。因此，智能媒體參與社會實踐中時，會同時出現內外沖突，所產生的正反功能之間也會存在對立交鋒。其內部沖突具體體現為人機之間的沖突，例如，自動化新聞傳播不僅會造成記者暫時的“去技能化”，還會使記者朝向技能多元化方向發(fā)展[4]。智能媒體既對新聞傳播行業(yè)從業(yè)人員的工作方法及工作模式進行重塑，又對其思維觀念進行不斷異化，造成人機沖突隨處可見。一方面是機器主體的新聞選擇權增強，對傳統(tǒng)操作者的功能削弱；另一方面，智能媒體的應用可以使新聞生產的成本降低、產出提高，使能耗降低、生產效率提升，從而方便經營管理。這些優(yōu)點展現出智能媒體能夠在工作上做到恪盡職守，是對從業(yè)人員在能力極限以及身體局限方面的挑戰(zhàn)。

外部矛盾體現在智能媒體的可版權性具有一定的爭議，即便現階段人工智能可實現深度學習，甚至可以實現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但一些產品在是否為獨創(chuàng)性產品方面有一定的爭議，無法與工具論撇清關系，同時我國目前已經針對知識產權的形成與保護制定了嚴格的制度，因此智能媒體所產出的新聞產品只能夠在版權范圍層面滿足原創(chuàng)作品以及低智力水平創(chuàng)作。因為智能媒體的創(chuàng)作產品并未在法律保護和禁止范圍內，所以其能夠避免一些違背良俗公序和法律法規(guī)情形，可以避免在公共秩序、事實和思想層面出現壟斷，當前可版權性在智能媒體中仍未被承認，導致新聞市場的運行與發(fā)展受到一定沖擊，例如，智能媒體使無序競爭得以放大，很有可能導致一些媒體出現比較嚴重的經濟赤字。此外，還會出現虛擬情境下的隱性風險，導致新聞行業(yè)的發(fā)展受到影響。

（四）符號意義豐富，單向互動形式被打破

技術并不會對符號變化賦予一定意義，缺乏對符號的反思能力，雖然智能媒體被稱為“智能”，但是終究只是人創(chuàng)造的一項技術，無法像人一樣進行表達，而人雖然在技術層面沒有智能媒體那樣靈敏、準確，但是在表達層面要強于智能媒體。即便如此，技術包含更多、更加復雜的符號，社會進步需要技術。一方面，技術能夠對社會發(fā)展賦能，使符號的形式、類型以及意義得到擴展，符號的意義以及內涵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fā)展，智能媒體是若干符號高度集聚的一種智能化成果，包含很多模式；另一方面來講，技術的創(chuàng)造力是無窮盡的，具有可能性，這一突出特征促使符號互動產生更多的形式，以任意組合的形式將以往單向互動形式打破，同時創(chuàng)造出多元化模式。此外，在智能技術的持續(xù)加持下，機器學習技術的提升日益顯著，當前媒體使用的智能機器能夠實現自主理解以及自主感知，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人工智能，促使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交流更加便捷化、高效化。

三、智媒的媒介社會學理論意義

（一）可促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更加豐富化

在命運共同體之中，人類、設備使用的智能技術和媒體均屬于其組成元素，人機交互、智能媒體均屬于共同體中各元素之間的結合，具有重要的價值，只有將各元素之間進行有效的配合協(xié)同，方能創(chuàng)造更高價值，因此人、智能技術以及媒體需要實現共生共存，需要脫離單一限度，從多維角度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構建，必須對其空間響度進行全面兼顧，將金融、人工智能、網絡以及信息等內容全面囊括其中。智能媒體具有融合、跨界的特征，而媒介的演變動力以及基本屬性可以使得信息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并實現信息存儲、信息共享。特別是在生產力快速發(fā)展以及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的背景下，馬克思交往理論更是通過智能引入實踐之中，對社會產生深刻的變革，既能夠縮減交往時效、提升交往效率，又能夠促進媒介受地域、時間等方面的限制得以解除，從而實現普遍交流。智能媒體之所以能夠豐富命運共同體，主要是其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能夠使權利與義務統(tǒng)一、共享規(guī)則與空間統(tǒng)一，這些內容均屬于共同體的重要內容，受網絡空間發(fā)展規(guī)律產生的影響，將會不斷超越資本邏輯，并對命運共同體的全面構建提供服務支持。

（二）促進了風險防范體系的構建

人工智能的出現和應用，造成了行業(yè)收入出現不均衡的表現，并且加劇了技術性失業(yè)問題，也造成了法律以及倫理方面產生諸多困境，使人類的生存命運面臨挑戰(zhàn)，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緊迫感也越來越強烈。共同體是實現全球風險防范體系得以有效構建的組織基礎，也是開展風險溝通的關鍵條件。在風險傳播情況下，智能技術無法預判和把控的風險問題會對媒體傳播以及生產經營管理形成非常大的威脅，存在的潛在風險非常大，這是全人類需要一致面對的科技風險，這一風險的形成必然會使人類形成共同命運意識，使人類團結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抵御科技風險。

對智媒社會建構意義進行考察，能夠有效理清智能媒體帶來的多面性，可以為防范科技風險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首先，應通過立體式、動態(tài)化的形式對智媒和社會環(huán)境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行監(jiān)測，并對監(jiān)測的全過程予以高度重視；其次，必須重視對科技風險進行全面評估，避免和社會系統(tǒng)之間發(fā)生脫離，從獨立的角度對科技風險進行看待，勿要使智媒陷入不良誤區(qū)，必須著眼于風險角度，全面兼顧每一個細枝末節(jié)；最后，風險評價以及反饋工作經常容易受到忽視，必須從實踐層面出發(fā)，對公眾的體驗感予以高度重視，從而實現對智媒的有效利用，并使風險防范體系得以有效構建。

（三）促使社會治理的路徑以及模式實現創(chuàng)新

以往社會治理采取的模式一般會出現較多漏洞，例如，社會治理模式對政府軸心作用過度依賴、缺乏對公眾主體地位的重視、缺乏對媒介的重視等，并且其社會治理采用的模式比較單一化，治理方法更加低效、落后，格局比較狹隘，對問題進行處理時存在片面化問題，導致最終治理效果不盡如人意。全程治理過程中容易將一些細枝末節(jié)忽視，從而導致治理工作對潛在風險的敏感度有所不足。在治理的后期并不具備完善的評價體系，也沒有做好相應的經驗總結工作。通過智媒可以將以上不足之處予以彌補，實現社會治理的路徑以及模式創(chuàng)新。首先，智能媒體的受眾極為廣泛，并且會將受眾資源信息存儲到管理平臺之中，使受眾成為社會治理主體。同時智能媒體還可借助平臺進行宣傳工作和動員組織工作，從而能夠吸引更多受眾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其次，采用智能技術可實現媒體賦能，可將社會治理能力予以提升，并且能夠保證宣傳工作高效、準確。再次，可將渠道的作用予以放大，使社會實踐能夠融入其中，使社會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得到有效維護，使治理的質量以及治理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最后，通過智能技術的加持，可以使治理的深度以及廣度得到有效的擴展。

（四）更好的對人的發(fā)展提供全面服務

若要將人的發(fā)展予以全面實現，必須確保思維能夠與勞動之間達到同步，同時還要確保需求與分配之間能夠實現協(xié)調；在智能技術水平能夠達到超人工智能的情況下，可滿足勞動一體化，從而實現社會、人和智媒的三位一體。借助智媒教育功能，可以促使人能夠享受多元化、個性化教育服務，同時也使得教育內容、教育符號以及教育形式得到豐富，在質量方面也能夠得到提升。在媒介社會學領域之內，智能媒體更加重視與生活、生產融合，從而使得勞動力實現解放，使人的閑暇時間得以增加，對于提升人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幫助，從而提升人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能力。實現對勞動力進行智能調配和升級，更加利于人對自身幸福生活的追求，促進社會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

本文通過研究得出智能媒體在媒介社會學中體現的本質在于信息形成和交換的整個過程。智能媒體的媒介社會學考察結果主要體現為功能分化、人機依賴性加重，新聞功能增益、社會文化實踐性增強，內外沖突并存、正反功能交鋒，符號意義豐富，單向互動形式被打破。同時，智能媒體融入媒介社會學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主要表現為促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內涵更加豐富、全球風險防范體系得以建立、社會治理的路徑及模式實現創(chuàng)新。綜上所述，在智能化、信息化時代下，智能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已經走向普遍化，其發(fā)揮的作用具有雙面性，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人們能夠重視智能媒體優(yōu)勢作用的發(fā)揮，利用智能媒體完善社會治理，從而推動社會發(fā)展進步。

本文來源：《文化產業(yè)》http://www.12-baidu.cn/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