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澄《禮記纂言》的價值

吳澄，字幼清，晚稱伯清，江西撫州崇仁人（今江西崇仁縣），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卒于元惠宗元統(tǒng)八年（1333），享年八十五歲。因其所居草屋數(shù)間，程鋸夫為其題曰草廬，故又稱之為“草廬先生”。

吳澄是元代理學大家，與許衡同為元代大儒。歷任江西儒學副提舉、國子監(jiān)丞、國子司業(yè)、翰林學士、國史院編修、太中大夫等職。一生孜孜不倦，勤于著述，其“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著作有《吳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易纂言外翼》8卷、《禮記纂言》36卷、《書纂言》4卷、《儀禮逸經(jīng)傳》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經(jīng)定本》1卷、《道德真經(jīng)注》4卷等并行于世，其書“盡破傳注穿鑿，以發(fā)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之言?！?/p>

吳澄晚年仿魏征《禮類》之例，作《禮記纂言》，意在接續(xù)朱子未竟之志。是書每卷為一篇，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lián)屬相通，而識其章句于左。以《大學》、《中庸》入為《四書》，固不??；以《投壺》、《奔喪》為禮之正經(jīng)，不可雜于記，亦不取，而編入澄所作《儀禮逸經(jīng)傳》的經(jīng)文部份；以《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儀禮逸經(jīng)》后。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曲禮》、《內(nèi)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喪禮十一篇：《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閑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祭禮四篇：《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tǒng)》；通論十二篇：《禮運》、《禮器》、《經(jīng)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

根據(jù)《經(jīng)義考》所錄，元人關于《禮記》的著作有十七家之多，后世大都亡佚，存留下的只有陳澔《禮記集說》和吳澄《禮記纂言》。

《禮記纂言》明嘉靖刻本，高梯序曰：

秦燔孔烈，禮樂得之煨燼者無幾，迨后倉諸家收攬之功雖勤，尤未免得此失彼。至于樂經(jīng)漫不經(jīng)意，君子不能無遺憾也。大唐《類聚》通禮既不可得而見，考亭《經(jīng)傳通解》則亦非其全書。此云莊之《集說》始以其簡便而列于學官有由矣。若夫備《集說》之未備，可為禮家之所采錄者，蓋不能不取于吳公之《纂言》也。愚嘗就四經(jīng)之《纂言》而讀之，尤于《禮》而三復之，其辭古，其論博，其考訂精，其分類詳拘且泥焉，無有也。學禮者以《集說》為正而復資之以此，則諸家疏釋宏通之論，制度文為品佚之跡，皆可不勞而得矣。

可見，陳氏《集說》基本上不被認為是一部好的經(jīng)學著作，其缺點一是淺顯，其次沿襲太多、己意太少，又有不明禮義與禮制之弊，后世對其多所批評。而吳澄的《禮記纂言》，后世對其的評價卻多為肯定之說。

吳澄《禮記纂言》的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一、以漢學為根基，博采宋人學說

 元代崇奉宋學，《詩》、《書》、《春秋》、《易》、《四書》皆以宋人經(jīng)說為主，然因二程、朱熹于《禮記》無所作，故仍然用古《注》《疏》。吳澄編《禮記纂言》也與宋人《禮記》學不宗古《注》《疏》不同，對《注》《疏》的吸收采用沒有受宋學風氣的不良影響。從吳澄對《注》、《疏》的征引次數(shù)，吳澄充分吸收了鄭《注》、孔《疏》中的有益成果。其對《注》《疏》的采用尤以《曲禮》、《內(nèi)則》、《月令》、《王制》、《雜記》、《檀弓》、《樂記》等篇為甚。

其次，元人治經(jīng)風氣一沿宋人，故在箋注《禮記》時亦皆以繼宋人之志為主。如吳澄探朱子未竟之志而做《禮記纂言》，在整理禮經(jīng)的問題上，承朱子之學，認為《儀禮》為經(jīng)，而《禮記》為傳，且重視二者的參通合修。吳澄在改編《禮記》時將《儀禮》和《禮記》作了綜合考慮，他先將《禮記》的若干篇章作為《逸經(jīng)》和《儀禮傳》從《禮記》中分出來，依次編在《儀禮》經(jīng)后，從而使得《儀禮》成為用經(jīng)有傳的《儀禮逸經(jīng)傳》。吳澄未朱子四傳弟子，禮學思想一承朱熹，甚至被稱為是朱子禮學觀的再現(xiàn)。

《纂言》在解經(jīng)方式上，同樣深受宋人影響，采宋人說達30余家之多。引用宋儒有關《禮記》的成果的頻率比較高的如劉彝、陸佃、呂大臨、方愨、陳長方、游桂、楊簡等人。吳澄對宋人經(jīng)說并沒有完全原樣照搬，而是有所刪節(jié)、取舍，特別對宋儒擅意刪經(jīng)、改經(jīng)的做法提出批評，這一點是值得稱道的。

二、分類明晰，條理燦然

四庫館臣評價其書曰：

澄復改并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僭圣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fā)明，較諸王栢刪《詩》，尚為有間。

可見，后人對此書的評價毀譽參半，所批評的是他任意篡改經(jīng)文，所贊譽的是其書排比分類有倫可循，所解經(jīng)義亦時有所發(fā)明。

吳澄《纂言》三十六篇則把《禮記》分為四類：

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四大類，除去《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篇，吳澄的分類自成體系，似乎更勝于舊的分類方法。

對經(jīng)文，吳澄也進行了分類，如《曲禮》篇，內(nèi)容雜亂無章，涉及到先秦禮制的各個方面，吳澄以己意把《曲禮》經(jīng)文分為：禮之綱領、父子之禮、君臣之禮、記男女之禮、長幼之禮、賓主之禮、飲食之禮、獻遺之禮、交游之禮、通用之禮、避諱之禮、祭祀之禮、卜筮之禮、乗車之禮、行軍之禮、稱謂之禮等十六類，這樣使得經(jīng)文富有條理，方便了讀者閱讀。其它如《內(nèi)則》、《檀弓》等篇，也都分類明晰，頗具條理。

《禮記》原書錯雜凌亂，吳澄的改編既被普遍承認是“排比貫穿，頗有倫次”，吳澄對《禮記》的改編，總體上是成功的。楊士奇稱其：“一書之中，類分章別，條理粲然，誠不刊之典也！”其說得之也。

三、主觀探討的精神

兩宋理學家疏解經(jīng)義，并不著意于名物訓詁，而是多以己意解經(jīng)，重在發(fā)明義理，吳澄也不例外。吳澄在其《明經(jīng)書院記》中說道：

六經(jīng)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亙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jīng)，而明之在人。圣學榛塞，俗學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jīng)専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jīng)?？?，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jīng)也，后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jīng)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辭之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敝極，識者慊之。

可見，吳澄無論對漢唐訓詁章句之學，還是宋代義理之學，都有所不滿。所以他在整理編次的同時，以己意對其內(nèi)容義理加以疏解，探其大義，表現(xiàn)出了難能可貴的學術獨立精神，如《曲禮》“‘坐如尸，立如齊’六字，《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本鸵呀?jīng)加入了許多他自己的見解。

在禮義的闡發(fā)上，時而也表達自己研治禮學的心得，如：卷十一《雜記》中對“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的解釋，吳澄說：“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為言服之隆殺……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言別事，不論服之隆殺。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為泛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倫，長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倫，該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后細味上下文意，又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為非而鄭《注》為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據(jù)《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p>

在對經(jīng)典的改編中存在這樣一對矛盾：一方面是改編要合乎經(jīng)典的內(nèi)在邏輯；一方面又要盡可能的保持經(jīng)典的原貌。吳澄對《禮記纂言》，總體上還是能體現(xiàn)二者的平衡的。雖然其實在體例上有編排失當之處，也有擅意篡改經(jīng)書字句之嫌，但其書排比分類有倫可循，所解經(jīng)義亦時有所發(fā)明，當是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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