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杜甫聯章組詩的整體性

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歌是我國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從小學到高中直到大學，都會要求學生不同程度地學習杜詩。在高中及高中以上層次的教材中，又都會選入杜甫的《秋興八首》、《后出塞五首》等聯章組詩。在教材以外的各種杜詩選本及唐詩選本中，《秋興八首》等聯章組詩往往也不可或缺。

聯章組詩是杜甫詩歌中極具特色的詩歌表現形式。之所以稱之為聯章組詩，而不簡稱為組詩，是因為杜甫在創(chuàng)作這些組詩時，是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經營、布置的。組詩中的每一首詩都是整個組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各首詩之間，相互銜接，前后照應，使得整個組詩具有渾融一體，猶如一篇的藝術效果。

杜甫的聯章組詩既有聯章古詩，又有聯章律詩。最具代表性的聯章律詩，當是杜甫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秋，客居夔府西閣時創(chuàng)作的《秋興八首》。這八首詩是杜甫精心創(chuàng)作的一組聯章七言律詩。組詩中的每一首詩都是整個組詩的有機組成部分，既不可隨意互換，更不能任意摘選。然而自宋至明，盡管各種杜詩注本汗牛充棟，卻從未有杜詩注家對《秋興八首》的整體性結構特征進行過闡述。屢屢出現的是一些杜詩注家對《秋興八首》的任意摘選與割裂。比如明代鐘惺、譚元春所著《詩歸》就只選了《秋興八首》之“昆明池水漢時功”一首，鐘惺還就此特別強調云：

《秋興》，偶然八首耳，非必于八也……今取此一首，余七首不錄。

在鐘惺看來，《秋興八首》只是“偶然八首耳，非必于八也”，這表明他對《秋興八首》的整體性結構缺乏正確認識。直到明末清初，王嗣奭才在其《杜臆》中，對《秋興八首》的結構整體性進行了揭示：

《秋興八首》以第一首起興，而后七首俱發(fā)中懷；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發(fā)，或遙相應，總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單選一章不得。

在這里，王嗣奭第一次揭示了《秋興八首》“總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單選一章不得”的整體性結構特征。

王嗣奭對《秋興八首》結構整體性的認識，源自他對八首詩之間“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發(fā)，或遙相應”關系的深刻理解。對此，他還有著更為詳盡的論述：

第一首乃后來七首之發(fā)端，乃三百篇之所謂興也……山上則叢菊兩開，而他日之淚，至今不干也；江中則孤舟一系，而故園之心，結而不解也。前聯言景，后聯言情；而情不可極，后七首皆胞孕于兩言中也。又約言之，則“故園心”三字盡之矣……其二：“望京華”正故園所在也。望而不得，奚能不悲？……其三：公在江樓，暮亦坐，朝亦坐。前章言暮，此章言朝，承上言光陰迅速，而日坐江樓，對翠微，良可嘆也……且追論當初，同學少年往往有去而為尊官者，只是輕裘肥馬，貪一時之光榮，而忘社稷之長計，其誤國可勝道哉！故有下章。其四：遂及國家之變……其五：極言玄宗當豐亨豫大之時，享年富尊榮之盛……其六：此章直承首章以來，乃結上生下，而仍歸宿于故園之思也……其七與后章俱言秦中形勝。

又云：

起來發(fā)興數語，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肮蕡@心”三字固是八首之綱，至第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讀者當另著眼；“故國思”即“故園心”而換一“國”字，見所思非家也，國也，其意甚遠，故以“平居”二字該之，而后面四章，皆包括于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之倚伏，景物之繁華，人情之逸豫，皆足以召亂；而平居思之，已非一日，故當時彩筆上干，已有憂盛危明之思，欲為持盈保治之計，志不得遂，而漂泊于此，人已白頭，匡時無策，止有“吟望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盡言，人當自得于言外也。此八章總結。

王嗣奭指出，“故園心”乃《秋興八首》之綱，是它將八首詩貫穿在一起，使其中每一首詩都成為整個組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并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或發(fā)端起興，或承上啟下，或相發(fā)遙應。整個組詩可謂是脈絡相通，次第嚴謹。王嗣奭以往，從未有人對《秋興八首》的章法結構作出過如此細致的解說。

王嗣奭的觀點得到后人的認同和繼承。清張篤行《杜律注例》評杜甫《秋興八首》云：

脈絡分明，首尾相應，八首竟一首矣。真增減一首不得，顛倒一首不得，何世乃有止選一首、并選一半者，殊失此本色。選杜詩又豈容易哉！

清金圣嘆《唱經堂杜詩解》評杜甫《秋興八首》云：

道他是連，卻每首斷，道他是斷，卻每首連，倒置一首不得，增減一首不得，固已。然總以第一首為提綱。蓋先生爾時所處，實實是夔府西閣之秋，因秋而起興。下七篇話頭，一一從此生出，如裘之有領，如花之有蒂，如十萬師之號令出于中權也。

清王夫之所著《唐詩評選》，不但將《秋興八首》全部選入，而且評云：

八首如正變七音，旋相為宮，而自成一章?；驗楦盍?，則神體盡失矣，選詩者之賊不小。

張篤行、金圣嘆、王夫之對《秋興八首》“脈絡分明，首尾相應”，“倒置一首不得，增減一首不得”，“自成一章”，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結構的認識，與王嗣奭“（《秋興八首》）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發(fā)，或遙相應，總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單選一章不得”的觀點完全一致。此外，清佚名《杜詩言志》，清吳瞻泰《杜詩提要》，清范廷謀《杜工部詩直解》等亦對《秋興八首》的結構整體性作出了類似的闡釋和肯定。王嗣奭及清初杜詩學者對《秋興八首》結構整體性的認識，對于深入理解《秋興八首》十分重要，當視為杜詩學史上的一大進步。

整體性結構特征不只體現在杜甫的聯章律詩中，其聯章古詩也同樣如此。《后出塞五首》是杜甫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創(chuàng)作的一組聯章五言古詩。對于此組五言古詩的整體性結構特征，鐘惺、譚元春同樣缺乏清晰認識。在《詩歸》中，他們只選了五首中的三首，即“朝進東門營”、“獻凱日繼踵”、“我本良家子”。鐘惺評“朝進東門營”詩云：

出塞前后，于鱗獨收此首，孟浪之極。

鐘惺認為，明李攀龍（字于鱗）對杜甫前后《出塞》只選一首的做法是極為輕率而不嚴謹的。鐘惺的批評難免五十步笑百步之嫌。針對鐘惺、譚元春等對《后出塞五首》任意摘選的做法，王嗣奭指出：

其五正與第一章相為首尾。首章主進，志在立功，尾章主退，志在立節(jié)，此國家兩不可無，而公意歸重于后一人也……五章一氣轉折到底，選者如何去??！

王嗣奭認為，《后出塞五首》具有“五章一氣轉折到底”，不可任意去取的整體性結構特征。清楊倫《杜詩鏡銓》評此詩亦云：“五首只如一首，章法相銜而下?！笨梢曌鲗ν跛脢]觀點的繼承。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杜甫暫居同谷時，創(chuàng)作了聯章七言古詩《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王嗣奭評云：

七首脈理相通，章節(jié)俱協，要摘選不得。第一章“有客有客”，而次章以“長镵長镵”繼之，分明一賓一主相對。 

王嗣奭認為，此組七言古詩同樣是“脈理相通”，“摘選不得”。隨后他又在杜甫《傷春五首》評語中進一步強調指出：

公詩凡一題數首，必有次第，而脈理相貫。

王嗣奭認為，無論是聯章律詩，還是聯章古詩，杜甫都是將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的，不能“摘選”，不可“去取”。

綜觀可見，以整體眼光認識、分析杜甫的聯章組詩，已成為王嗣奭對杜甫詩歌的一種理性認識。此種認識深刻體現于他本人的杜詩研究成果之中。其所著《杜臆》雖為杜詩選評本，但對于杜甫的聯章組詩則一律選足，絕不摘選。此種做法正是源自王嗣奭對杜甫聯章組詩整體性結構特征的理性認識。

在杜詩的編選和教學實踐中，對于杜甫聯章組詩的整體性結構特征，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應以整體眼光去把握、理解杜甫的聯章組詩。在編選教材時,即便由于篇幅限制,而不能將杜甫聯章組詩全部選足。亦應在教學參考用書和學生自學讀本中將未能選入的詩歌補足。在講授杜甫聯章組詩時，教師亦應對杜甫聯章組詩的整體性結構特征加以強調。那種對杜甫聯章組詩任意摘選，對其整體性特征忽略不提的做法，是簡單而輕率的，是違背杜甫創(chuàng)作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