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詞學衰微論

康熙末年，詞風由極盛而趨于衰微，當時的詞人就已經(jīng)看到了這種現(xiàn)象，當代學者也有過論述，嚴迪昌先生在《清詞史》中有專節(jié)談到這個問題。嚴迪昌先生主要是針對顧貞觀的觀點提出反駁的，筆者認為有可商榷的地方，且論述還不夠全面，所以特就這個問題再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顧貞觀在《與陳栩園論詞書》中說：

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tài)浸淫而入于風雅為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眾人幡然從而和之，安知衰音之不復盛邪？[1]P509

顧氏的這篇文章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是從“竊嘆天下無一事不與時盛衰”的角度，來論述詞的盛衰是必然的，但如果“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眾人幡然從而和之”，詞必會重新振興起來。嚴迪昌先生就是抓住他的這個觀點進行反駁的，嚴先生認為康熙帝正是這一大力倡之者，他說：“詞這一文體也結束比較自在松散不受注視的歷史階段，毫無例外地被置于統(tǒng)管整飭狀態(tài)。這種統(tǒng)管和整飭何嘗不是一種‘大力者起而倡之’呢？康熙帝自己親自躬問，還能說不是‘有大力者’嗎？”[2]P305嚴先生接下來指出康熙后期“欽命”的《詞譜》和《歷代詩余》，只是從“意”的指歸和“譜”的規(guī)范上加以制約，特別是《詞譜》的制定是“在‘宮調(diào)失傳’已數(shù)百年，重開已無宮調(diào)可弦的新的‘大晟樂府’，津津?qū)б~人們?nèi)ひ挕盼魳氛轮z響’，這是對脫離音樂而成獨立抒情文體的詞來說，不啻是釜底抽薪的一次整肅。任何文學樣式得以發(fā)展的生命力的源頭是‘人心’與被‘人心’所感受的‘人間’?！诵摹惺茏浴碎g’所激發(fā)的‘情’，現(xiàn)在‘欽命’要再次將‘哀樂喜怒’接受嚴格的能“諧管弦”的聲律的制約而后傳之于聲，詞的生命力能不受戕傷嗎？”。最后他得出結論說：“所以，說《欽定詞譜》等頒行，清詞‘中興‘氣象開始蛻化，高峰趨于退潮，活躍期轉(zhuǎn)入沉悶，并非是隨意性的揣度?！盵2]P306當然，嚴先生的觀點也是正確的，是從一個方面分析了清初詞學衰微的原因。但筆者覺得他對顧貞觀的“大力者”的理解不完全正確，嚴先生講康熙是“大力者”，是從其掌握的權力來看，而顧氏的“大力者”則應理解為本身有著很深的詞學造詣、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作出突出成就的人，即詞學上的領袖人物。顧貞觀關于領袖人物的作用，在本文的前面有過論述，其文如下：  

自國初輦轂諸公，樽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則務為諧暢。香巖（龔鼎孳）、倦圃（曹溶），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并與宴游之席，各傳酬唱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漁洋之數(shù)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門第才華，直越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nèi)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骎骎，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云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于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于壯夫矣。？[1]P509

顧氏在文中指出清初的龔鼎孳、曹溶、王士禎都是這種領袖人物。他們不僅本身的詞作成就很高，而且對當時一些著名的詞人都有提攜、引導等作用。龔鼎孳有《香嚴詞》、《三十六芙蓉齋詞》數(shù)刻，后定本通稱為《定山堂詩余》，其詞初期綺麗悱惻，后期蒼潤清腴；尤為稱道的是龔鼎孳對人才的愛護，吳偉業(yè)曾說他“清操雅量，領袖人文，通籍四十年，宦囊如洗，惜才哎士，常典貸結客”[3]P117尤其是他對陳維崧的愛護更成為詞壇的佳話。曹溶自己以詞著名，并對后輩詞人尤其是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的詞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有直接的影響。王士禎本人有《衍波詞》，并有詞論《花草蒙拾》，還同鄒祗謨共同編選《倚聲初集》，而他在廣陵詞壇的活動更是后來人津津樂道的詞壇盛事。這些人才是顧貞觀所指的“大力者”，他們對詞壇的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他們靠的是本身的人格魅力，而非手中的權力，他們也沒有辦法限制別人的詞學思想和詞的創(chuàng)作，而康熙帝雖寫詞，一則數(shù)量少，《御制文集》第三集中存有四闋，即《點絳唇·春雪晴望》、《風入松·臘日》、《柳梢青·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臨江仙·自鎮(zhèn)江之江寧》，均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及次年。二則質(zhì)量不高，詞大抵表現(xiàn)鶯歌燕舞的“承平”氣象，所謂“大塊光風。春疇一望，滿目從容”“村莊里，安平氣融。樂志情深，讀書意遠，與古和同”（《柳梢青》）云云，可說是最稱典型的“歌詠太平”。他靠的是手中的權力，對詞壇的影響是反面的、消極的。所以這種“大力者”和前面的“大力者”是非同日而語的。筆者以為康熙晚期詞壇衰微的原因總起來有以下四端：

一、時事的變化：盛代宜雅頌

文學有條規(guī)律叫“國家不幸詩家幸”，在國家動亂之際，往往是文學最為發(fā)達的時期，詞也不例外?？滴跏四曛?，康熙帝已完全完成了對國家的統(tǒng)一，國家進入了“康乾盛世”時期，文學就成了歌頌盛世的點綴了。正如蔣景祁的《荊溪詞初集》序文中說：“古之作者，大抵皆憂傷怨誹不得志于時，則托為倚聲頓節(jié)，寫其無聊不平之意。今生際盛代，讀書好古之儒，方當銳意向榮，出其懷抱，作為雅頌，以黼黻治平，則吾荊溪之人之文不更可傳矣乎？而詞之選不亦可以已乎？”[4]這里雖然是談陽羨詞風的不合時宜，同時也指出生于盛世，詞風也應該跟著變化。徐乾學《陳其年湖海樓詩序》也談到詩風與時事變化的關系：

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于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若陳子則膂力方剛，遭遇國家盛典，致身侍從。夫志和者其音樂也，于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于朱弦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于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于詩，殆又將變已。[5]

這里講到陳維崧的詩風隨著國家的盛衰和個人本身的經(jīng)歷而發(fā)生變化，這是正確的。

二、統(tǒng)治者的干涉：規(guī)范與打擊

    統(tǒng)治者的干涉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規(guī)范，嚴迪昌先生將這點已講得很清楚，我想引用他的話作為證據(jù)，他說： 

康熙在其后期親政階段“欽命”編纂《歷代詩余》和《詞譜》就是從“意”的指歸和“譜”的規(guī)范上加以制約，特別是強調(diào)詞必須協(xié)律，將合乎音律的問題提到學術的高度來倡導，這就是和即將全面形成的乾嘉樸學的音韻、訓詁、文字之學互相滲透，詞的“意”必然趨于淡化，生氣活力必然被聲律音韻所束縛。糾正明代以來譜律的混亂、詞曲的相淆，本是為能更好地發(fā)揮詞的獨立的抒情功能的正律厘譜之舉，被推到了另一個極端。于是，唯美的、唯雅的、專事陰陽四聲的各種崇雅流風、格調(diào)派別“幡然從而和之”，清詞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個低谷。[2]305-306 

統(tǒng)治干涉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打擊。文字獄就是統(tǒng)治者對文人的殘酷的打擊，同時也是對文學的摧殘?？滴醭奈淖知z以莊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影響最為深遠，雍正朝的文字獄更是多且嚴。詞這種文體不再是“逍遙法外”了，也成為統(tǒng)治者整肅的對象了。統(tǒng)治者的這兩手，一個很明顯的用意就是將詞人趕入到皓首窮經(jīng)的淵藪，詞的衰微當然是無法避免了。

三、學術風氣的轉(zhuǎn)變：審音與游戲

    學術風氣的轉(zhuǎn)變是和統(tǒng)治者的干涉緊密相連的，因為有統(tǒng)治者的干涉，所以才有學術的轉(zhuǎn)變。清中期的“乾嘉學派”就代表學術的轉(zhuǎn)變。這種學術風氣的對詞人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詞人或者將詞當成一門學問去潛心研究，主要是其音律，康熙帝在《御制詞譜序》已指明了方向，他說：

唐之中葉始為填詞，制調(diào)倚聲，歷五代北宋而極盛。崇寧間大晟樂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調(diào)，后遂增至二百余，換羽移商，品目詳具。逮南渡后宮調(diào)失傳而詞學亦漸紊矣?！让宄枷容嫛稓v代詩余》，親加裁定，復命?？薄对~譜》一編，詳次調(diào)體，剖析異同，中分句讀，旁列平仄，一字一韻務正傳訛，按譜填詞，沨沨乎可赴節(jié)族而諧管弦矣?！稑酚洝吩唬悍惨粽撸诵恼咭?。哀樂喜怒，咸感于心而傳于聲。詞之有調(diào)亦各以類應，不可牽合……是編之集不獨俾承學之士攄情綴采，有所據(jù)依；從此討論宮商，審定調(diào)曲，庶幾古昔樂章之遺響亦可窺見于萬一云。[6]

這段話的用意很明顯，“是編之集不獨俾承學之士攄情綴采，有所據(jù)依；從此討論宮商，審定調(diào)曲，庶幾古昔樂章之遺響亦可窺見于萬一云”。要詞人去研究已失傳的詞的音律。或者詞人要填詞的話，就只能去游戲文字，去填一些與社會、與人間現(xiàn)實保持一定距離的無關痛癢的“群芳譜”之類的詠物詞。詞體的地位已經(jīng)邊緣化了，或者說成了京師“大儒”們公余的應酬之事。王朝讞為曹寅《楝亭集·楝亭詞鈔》作序記載：曹寅“少時尤喜長短句，當己未、庚申歲，陳、朱兩太史同就徵入館閣，而公以期門四姓官為天子侍衛(wèi)之臣……每下輒招兩太史，倚聲按譜，拈韻分題，含毫邈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闋，必令人驚心動魄，兩太史動以陳思天人目之。時又有檢討從子次山，陽羨蔣郡丞京少、長洲黃孝廉戢山，相與賡和，所作甚夥。”[24]這“己未、庚申歲”正是康熙十八年和十九年，但這更多的是出于應酬和游戲。與當時的學術風氣比較起來，作詞已經(jīng)被稱為“冷淡生活”了。

四、士風的變化：瘦狂那似癡肥好

納蘭性德的《虞美人·為梁汾賦》里描寫了詞人的處境：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犁。瘦狂那似癡肥好？判任癡肥笑。笑他多病與長貧，不及諸公袞袞向風塵。[1]P193

“瘦狂那似癡肥好”形象地道出了詞人的尷尬處境，要做詞人的話，只能是“多病與長貧”。陳維崧、朱彝尊等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考試中一舉成名，從而也改變了他們的學術道路。所以在博學鴻詞科考試后，“向之言詞者”如果不能像朱彝尊、陳維崧那樣入選史局、驟然改變身份地位，就會感到非常失落。李良年在落選后，“出都時自吟斷句云：‘還家未敢焚詩草，翻恐人疑是不平。’又云：‘兒童莫笑詩名賤，已博君王一飯來。’”[8]這頗有幾分自嘲的意味。而詞學研究也逐漸受到了冷落，如萬樹在《詞律自敘》中提到：“戊申、乙酉之間（康熙七年、八年），即與陳檢討其年論此志于金臺客邸”，到“丙辰、丁巳之際”（康熙十五、十六年）開始編著，而不久博學鴻詞科考試后，“同人皆鵲起以乘車，賤子則鶉懸而彈鋏”，他不禁“興既敗于饑驅(qū)，力復孱于孤立。賚此悵惋，十稔于茲”。[9]P1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編纂完成《詞律》。

     綜上所述，百派騰躍、熱鬧非凡的明末清初詞壇在時事變化、統(tǒng)治者的干涉、學術風氣的轉(zhuǎn)變、士風的變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已變成了晚春之花、暮秋之葉，在康熙末年走向了衰微。

參考文獻：

[1]納蘭性德，趙秀亭，馮統(tǒng)一箋注．飲水詞箋校[M]．北京：中華書局，2005：509 

[2]嚴迪昌．清詞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3]王揖唐．今傳世樓詩話[M]．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117

[4]蔣景祁．荊溪詞初集[M]．康熙十七年刻本

[5]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十一[M]． 冠山堂藏版

[6]玄燁．御制詞譜序[M]．四庫叢書本

[7]曹寅．楝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M]．浙西六家詞[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425冊

[9]萬樹．詞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