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主義視域下的意識形態(tài)他者形象-海外文學(xué)論文

摘要：以東方主義和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為理論基礎(chǔ)，立足文本，通過“通信”、“不平等的婚姻關(guān)系”這兩個關(guān)鍵詞，對《北京來信》中塑造的中國形象進(jìn)行了深入的剖析，通過剖析發(fā)現(xiàn)，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充滿了專制、不平等的新中國形象。然而這個形象的塑造更多的不是作者對新中國的敵視，而是通表達(dá)對新中國的不理解甚至焦慮，傳達(dá)出作者對處于變化中的美國的一種憂慮、悔恨和懷疑。

關(guān)鍵詞：賽珍珠、《北京來信》、意識形態(tài)他者形象、東方主義

美國女作家賽珍珠以中國農(nóng)村為題材寫作了《大地》，并因為《大地》等一系列作品而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殊榮，國內(nèi)有學(xué)者認(rèn)為：“她對中國農(nóng)村熟悉的程度，甚至遠(yuǎn)比同時代的生活在大城市而脫離工農(nóng)兵大眾的中國小資產(chǎn)階級作家深得多，廣得多” ^[1]178。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更替，當(dāng)這位女作家想再回到中國時，卻遭到當(dāng)時中國政府的拒絕，并郁郁而終。究其原因，是她晚年寫的一系列冷戰(zhàn)小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過于1957年出版的《北京來信》。這部小說被學(xué)者認(rèn)為 “對新中國，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誹謗、中傷，更是極盡惡毒之能事” ^[2]127。然而也有學(xué)者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認(rèn)為“《北京來信》不是一部“冷戰(zhàn)小說”，而是一部“反冷戰(zhàn)小說” ……它并不存在對中國政府的誤解，它只是通過關(guān)注一個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來表達(dá)自己的不理解” ^[3]52 。那么，這部作品到底塑造了怎樣的一個中國形象，就是本文立足要探討的問題，并希望通過對這個形象的探討，對這部作品進(jìn)行更深入的剖析。

愛德華·W·賽義德在他的理論巨著《東方學(xué)》指出東方主義是由西方構(gòu)建的關(guān)于東方的權(quán)利話語，一個再現(xiàn)“他者”的體系，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4]6。不管賽珍珠如何表白她有多熱愛中國，她首先是個美國人，那么《北京來信》塑造的中國形象必然是一個異國他者形象。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把這樣的他者形象分為兩類：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并認(rèn)為：“凡按本社會模式、完全使用本社會話語重塑出的異國形象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 ^[5]35。從《北京來信》這部作品的敘事模式來看，中國這個國家一直沒有真實存在過，完全是通過女主人公的的描述得以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而且，從文本內(nèi)部來看，筆者也認(rèn)為，這部小說和賽珍珠其他小說有很大區(qū)別，灌注其中的是賽珍珠美國文化身份的內(nèi)核，從而顯示出東方主義視野中的強(qiáng)烈意識形態(tài)色彩，也無疑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意識形態(tài)化的他者形象。

一、東方化：刻板、專制的王國

《北京來信》全由主人公伊麗莎白通過倒敘、插敘的方式來講述完成，主要是講述了主人公伊麗莎白與丈夫杰洛德的愛情故事。伊麗莎白深愛著有半個中國血統(tǒng)的杰洛德，因為愛情，跟隨丈夫來到了中國的北京（當(dāng)時名稱北平——筆者加）多年。新中國政權(quán)成立后，杰洛德?lián)募兠绹y(tǒng)的太太以及兒子雷尼會有麻煩，強(qiáng)烈要求他們先返回美國。沒想到，這次的離別卻成了永別，這對夫妻再也沒有見面，甚至連通信都隔斷了。最終，伊麗莎白得知丈夫因為政治原因已經(jīng)被殺害?？雌饋磉@是一個非常讓人惋惜的愛情故事，在國家社會動蕩不堪時，“小我”的愛情最終被淹沒于滾滾的歷史洪流中，讓人不由生出極大同情。然而，細(xì)心閱讀，筆者卻發(fā)現(xiàn)，在這條主線背后，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東方主義視野中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他者中國形象。緊貼著《北京來信》這一書名，小說正是通過伊麗莎白和杰洛德這對夫妻通過“信”溝通的三個階段：“通信正?！ㄐ攀茏琛ㄐ鸥魯唷睘槲覀兂尸F(xiàn)了一個封閉的、充滿陰謀動蕩甚至謀殺的令人恐懼的新中國形象。作者首先筆墨濃厚地在這個異域空間里陳列了大量具有“中國性”的符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農(nóng)民、小小的四合院、院子里的月形彎門、養(yǎng)著金魚與荷花的小院池塘、嚴(yán)謹(jǐn)?shù)闹袊筒投Y儀、擠滿了火車的中國難民、治感冒的姜茶和紅糖，硬硬的中國木板床墊、中國人小巧的手和精致的皮膚、代代相傳的中國“男尊女卑”觀念、成雙成對的中國“土地神祇” ……這無疑是一個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在整個行文里，對這些異國情調(diào)流露的都是贊美甚至推崇的情緒，他們代表著作者對遠(yuǎn)隔重洋神秘而遙遠(yuǎn)的古老國度的思念。但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zhuǎn)，通過“信”這個意象，讓中國完全降格為一個“被看”的異質(zhì)世界，完全成為賽義德口中的一個“代表著非理性、墮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 ^[4]49東方。這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正發(fā)生著她不能理解的可怕的事情。丈夫在第一封信中是樂觀的，他覺得自己可以有新的生活了。他甚至在信中說“我開始在想你也應(yīng)該留在中國” ^[6]180。但隨后，他就在信中說：“你已經(jīng)離開了這里一年多，這也許更好?，F(xiàn)在的新政府為了鞏固政權(quán)正竭力清除一切障礙……我們認(rèn)識的朋友因為不喜歡新秩序而被槍決了” ^[6]181。隨后的來信越來越短，情況也越來越糟糕，那個古老的國度在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第八封信上他說“沒有人想工作了” ^[6]182。在第十封信里他開始表達(dá)了絕望情緒，他說：“我現(xiàn)在懷疑沒同你和兒子一起回美國是不是個明智的選擇?？墒且呀?jīng)太遲了” ^[6]183。最后一封信里他說：“親愛的，不要再期待重聚的日子了”^[6]183。他已身陷牢獄，沒有自由，而且，為了表示忠心，他還被迫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為妻。 之后，她就從丈夫的這位“中國妻子”來信得知，丈夫因為試圖從北京逃出去而被暗殺。她想象著“子彈從他左肩穿胸而過，他就死在自己的家門口”^[6]252。通過這樣的表述，小說無疑進(jìn)一步鞏固了西方讀者對中國“黃禍”形象的確立。作者通過自己對充滿中國符號的傳統(tǒng)中國、封建中國的憶念，在美國意識形態(tài)的左右下，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充滿恐懼的封閉的新中國形象。賽珍珠在信息不通暢以及自身對古老中國的眷戀情緒的雙重作用下，“按照群體對自身起源、特性及其歷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導(dǎo)性闡釋將異國置于舞臺上。這些形象將群體基本的價值觀投射在他者身上，通過調(diào)節(jié)現(xiàn)實以適應(yīng)群體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從而消解了他者” ^[5]35。于是， 這個新中國，與伊麗莎白口中充滿了愛、民主和理性的美國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對比，被解構(gòu)得支離破碎，最終成為一個完全不在場的他者“黃禍”形象。

二、個人主體性：自我身份的喪失

在這個充滿謀殺與專制的東方主義王國里，最明顯的特征是不平等：美國男人和中國女人在婚姻關(guān)系中的不平等。在這不平等的婚姻關(guān)系中，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杰洛德的母親愛蘭以及杰洛德的中國妻子梅蘭從始至終都未得到代表著美國文明的兩個美國男人的愛和尊重，統(tǒng)統(tǒng)都敗給了那個所謂文明、充滿了愛和熱情的美國文明，從而最終喪失了個人生存的自我身份，完全成為“失語”的他者。杰羅德的父親，是個老佛吉尼亞洲人，因為堅信“那個重禮儀的舊中國形式是最好的”^[6]79，他來到了中國，并成為中國末代皇帝的顧問。在朋友的引薦下，他與多才多藝出身貴族的愛蘭結(jié)為夫婦并生下杰洛德。 然而，他娶她，不過是因為“我太孤單了……我覺得也許和一個中國女人結(jié)婚是件好事。這樣，她在工作上就可以幫助我” ^[6]75?；楹螅麑ζ拮拥耐纯嘁暥灰?，甚至對妻子的愛也完全視而不見，只是一味地從妻子身上尋求精神和生活上的慰藉和幫助。孩子來臨時，他對自己“有個中國孩子這件事感到震驚” ^[6]175。這位美國男人，從來沒和愛蘭真正地親近過，“她的臉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我們從沒有親近到互相問問題” ^[6]114。愛蘭開始對自己的婚姻絕望，并追隨孫中山醉心于推翻舊制度的革命，并為此獻(xiàn)出了寶貴的生命。然而，這樣一位女勇士，在丈夫眼中卻成了一位叛國者。當(dāng)他知道她經(jīng)常跑出去聽孫中山講話時，他警告她說：“如果你非要和這些叛國者碰面，那不要在我的房子里，不要在我兒子的面前”^[6]82。他不讓愛蘭見杰洛德，因為擔(dān)心她“污染孩子的心靈” ^[6]84。這個美國男人老了以后，每天還依舊穿著中國長袍，愛喝中國茶葉，不時用流利的中國話表達(dá)。可是，就正如他生命中的兩個女人在他心中的地位一樣，美國那個，“愛著，但忘記了姓名”；中國這個，“記得姓名，卻從沒有愛過”。很顯然，賽珍珠借用杰洛德父親這個人物形象，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冷漠、自私甚至專制的男人形象，而這個形象，和她以往塑造的那些老一輩的中國男人形象何其相似。而梅蘭明知道杰洛德不愛她，卻甘愿做“臨時夫人” ^[6]167。她受過現(xiàn)代知識的教育，能識文斷字，可以代替丈夫給伊麗莎白寫信。然而這個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卻愛得非常盲目而近乎迂腐。她同樣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拯救和幫助美國人的隊伍中。她夜復(fù)一夜地聽著丈夫叫另外一個女人的名字。她心甘情愿地為那個女人照顧丈夫，“如果你哪天回來了，只要你需要，我就立刻離開……我愿意按照你的吩咐來做，只要他快樂。因為這是我的責(zé)任” ^[6]167。在那個充滿了謀殺和陰謀的現(xiàn)代中國，梅蘭總是能想盡辦法把信郵寄出去。然而，這樣一個知書達(dá)禮、能力超凡的女子，同愛蘭一樣，在自己的婚姻關(guān)系中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尊重和平等對待，幾乎沒有任何話語權(quán)，她們只是不停地被要求付出?！侗本﹣硇拧分形ㄒ坏膬蓚€中國女人再也不是為她們男人孕育生命的“大地”，而降格成為婚姻市場上失語的“被看”女子。賽義德曾指出,在東方主義作品中“女性通常是男性權(quán)利幻想的產(chǎn)物。她們代表著無休無止的欲望，她們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們甘愿犧牲” ^[4]264，這兩位偉大的女性莫過于此。

總結(jié)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賽珍珠在當(dāng)美國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個人背后集體無意識的雙重作用下，通過“信”這個意象，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封閉專制的甚至充滿了恐怖的新中國形象，在這個形象的塑造中，中國徹底地成為一個‘失語’的他者，被任意解構(gòu)和消解。然而， “我想言說他者（最常見的是由于專斷和復(fù)雜的原因），但在言說他者時，我卻否認(rèn)了他，從而言說了自我” ^[5]124，因而，筆者認(rèn)為，賽珍珠在《北京來信》中所流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對中國這個“他者“的恐懼甚至憎恨情緒，不如說是作者無意識地表述了對同樣處在變化中的美國的一種憂慮、悔恨和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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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EARL S. BUCK. Letters from Peking [M].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57.

On the Image of Chinese Other of Ideology under the Horizon of Orientalism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Orientalism and Imagolog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image of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in Letters from Peking from by the three key words of letters, inequ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a marriage and the saving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deep analysis, an arbitrary, horrific new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full of inequality and murder comes into being. However, this image of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conveys more anxiety, suspicion to the changing <st1:country-region w:st="on">USA</st1:country-region> than the feeling of hostility to the real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Key Words: Pearl S. Buck, Letters from Peking, Image of Chinese other of Ideology, Orien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