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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德才并舉、選賢使能
作者:孔祥安來源:原創(chuàng)日期:2013-06-29人氣:3562
先秦儒家認為“為政在人”、“政在選人”。如《中庸》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盵2](P28)可謂得賢才,則國無不治;失賢才,則國無不危。
孔子倡導(dǎo)“為政以德”,認為“政在選臣”。如弟子仲弓問如何為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保ā墩撜Z·子路》)朱熹注說:“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盵2](P141)在談到衛(wèi)靈公的昏庸無道時,季康子說:“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說:“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即便是國君昏庸無道,只要選人得當,有賢才輔佐,也能保國泰民安。孔子認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保ā墩撜Z·為政》)即是說,使用賢能之人為政,民眾就服從管理。孔子反對見賢不舉,曾批評臧文仲不舉賢者柳下惠的行為,他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
孟子認為“不用賢則亡”(《孟子·告子下》)。他說:“虞國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則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告子下》)為此,強調(diào)君主應(yīng)以仁愛賢能為急務(wù),他說:“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wù)。”(《孟子·盡心上》)同時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他說:“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國之所存者幸也?!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也說:“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可見,孟子把舉賢使能看成事關(guān)國家存亡的治國大計。
荀子雖“隆禮重法”,但認為禮法是由人來制定和執(zhí)行的,所以政治成敗的關(guān)鍵最終還是在人而不在法。他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yīng)事之變,足以亂矣?!保ā盾髯印ぞ馈罚┓ㄊ侵沃?,但法離開了人的執(zhí)行,并不能獨立發(fā)揮效用,所以人才是法之源。如有賢能之士執(zhí)法,則法雖不完備,執(zhí)法之人可觸類旁通,可彌補法之不足,即“有法以法行,無法者以舉類”(《荀子·君道》);如無賢能之人執(zhí)法,就是法再完備,可能因施法不當,導(dǎo)致國家滅亡。所以荀子得出結(jié)論說:“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舱f:“故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保ā盾髯印ぞ印罚┸髯舆€用國君取相來說明舉賢使能的重要性,他說:“強固榮辱在于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保ā盾髯印ね醢浴罚﹪t能,相賢能,這是最理想的管理結(jié)構(gòu)。如國君自身能力不夠,卻有憂患意識,選拔賢能之人輔佐,國家照樣可以強盛;如國君自身無能,卻任人唯親,任用無能之人輔佐,國家就危險了。
四、關(guān)注民生,富民強國
先秦儒家心系民生,主張富民強國,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和可行的措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思想。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于財也?!盵5](P312)楊伯峻先生則認為“因民之所利”的思想,就是向著人民能得利益之處著想,因而使他們有利。[6](P210)可見,“利民”是先秦儒家為政的根本指導(dǎo)思想。無論是輕徭役、薄賦斂、節(jié)用愛民,還是制民之產(chǎn)、使民以時、富民強國,都是這一思想不同維度的體現(xiàn)。
先秦儒家提倡愛惜民力,主張制民之產(chǎn)、使民以時,讓百姓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物資生產(chǎn)??鬃诱f:“出門如臨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保ā墩撜Z·顏淵》)也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認為“民事不可緩也”(《孟子·滕文公上》),強調(diào)“不違農(nóng)時”,提倡“制民之產(chǎn)”,使人們上可贍養(yǎng)父母,下可撫養(yǎng)妻子兒女。他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chǎn),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qū)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張發(fā)展生產(chǎn),勿奪農(nóng)時。他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yǎng)百姓,而安樂之?!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舱f:“不富無以養(yǎng)民情……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wù)其業(yè)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并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他說:“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jié)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保ā盾髯印じ粐罚┩瑫r,鼓勵和保護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關(guān)市幾而不征”(《荀子·王霸》)、“平關(guān)市之征”(《荀子·富國》)等。
先秦儒家提倡節(jié)用愛民,主張薄賦斂、尚勤克儉??鬃诱f:“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保ā犊鬃蛹艺Z·賢君》)也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語·魯語下》)即是說,國家的財政開支要適度,做到施予民要厚,取其民要薄,為政中道。孟子要求為政者施恩于民,讓利于民,減輕稅負。他說:“有布履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下》)也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下》)即“在下者,易治其田疇,則地無遺利,在上者,又薄其賦斂,則國無橫征;固民皆可令其富足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食用舒,而財有余,故不可勝用也。”[5](P536)可見,《大學》說的“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2](P12)這一生財富民強國的為政之道,是先秦儒家所秉承的基本指導(dǎo)原則。
五、禮主刑輔,寬猛相濟
先秦儒家提倡以德化民、以禮教民、以刑禁民,主張“省刑慎罰,寬猛相濟”的為政思想。禮作為宗法等級社會的一種倫理政治制度,調(diào)節(jié)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規(guī)范著人們?nèi)粘I畹难孕?、思想和情感。如《左傳·隱公二十一年》記載:“禮,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笨鬃诱f:“不學禮,無以立?!保ā墩撜Z·季氏》)孟子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行,喪無日矣?!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也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盡心下》)孔子要求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行和情感都必須“約之以禮”。孟子認為王道仁政的根本在于以禮教化百姓,他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梢姡Y是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
先秦儒家提倡禮樂教化,主張禮主刑輔、禮刑兼用??鬃诱f:“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也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保ā墩撜Z·子路》)又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要禮刑兼用,不可偏廢。孔子反對不教而殺,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如季康子向孔子問政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孟子極力提倡仁政、王道,主張“教而后殺”,反對株連,提出“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但也強調(diào)“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治國理政應(yīng)禮義道德與政令刑罰兼用。荀子“隆禮重法”,強調(diào)禮治,但不排除法治,提倡以“賞功罰過”的法治手段輔助“禮治”,認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提倡先以禮義進行教化,即“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之”(《荀子·議兵》)。如果無效,才不得不用刑懲罰,但要明德慎罰。他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保ā盾髯印じ粐罚┮舱f:“治之經(jīng),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保ā盾髯印こ上唷罚?
結(jié) 語
孔子肇始,經(jīng)孟子、荀子發(fā)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迨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后,才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開始保持很大程度的圓融契合,并逐步發(fā)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體的主體意識和人們社會生活的主導(dǎo)思想,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以及中華民族的心理和風俗習慣的形成,發(fā)揮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盡管有理想化的傾向和歷史的局限性,但其所蘊含的豐富合理內(nèi)涵、深厚的思想基礎(chǔ)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至今仍有超越時空的價值。
[參考文獻][1]匡亞明.孔子評傳[M].濟南:齊魯書社,1985.
[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朱貽庭.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4][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蔣伯潛.四書讀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孔子倡導(dǎo)“為政以德”,認為“政在選臣”。如弟子仲弓問如何為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保ā墩撜Z·子路》)朱熹注說:“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盵2](P141)在談到衛(wèi)靈公的昏庸無道時,季康子說:“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說:“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即便是國君昏庸無道,只要選人得當,有賢才輔佐,也能保國泰民安。孔子認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保ā墩撜Z·為政》)即是說,使用賢能之人為政,民眾就服從管理。孔子反對見賢不舉,曾批評臧文仲不舉賢者柳下惠的行為,他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
孟子認為“不用賢則亡”(《孟子·告子下》)。他說:“虞國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則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告子下》)為此,強調(diào)君主應(yīng)以仁愛賢能為急務(wù),他說:“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wù)。”(《孟子·盡心上》)同時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他說:“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國之所存者幸也?!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也說:“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可見,孟子把舉賢使能看成事關(guān)國家存亡的治國大計。
荀子雖“隆禮重法”,但認為禮法是由人來制定和執(zhí)行的,所以政治成敗的關(guān)鍵最終還是在人而不在法。他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yīng)事之變,足以亂矣?!保ā盾髯印ぞ馈罚┓ㄊ侵沃?,但法離開了人的執(zhí)行,并不能獨立發(fā)揮效用,所以人才是法之源。如有賢能之士執(zhí)法,則法雖不完備,執(zhí)法之人可觸類旁通,可彌補法之不足,即“有法以法行,無法者以舉類”(《荀子·君道》);如無賢能之人執(zhí)法,就是法再完備,可能因施法不當,導(dǎo)致國家滅亡。所以荀子得出結(jié)論說:“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舱f:“故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保ā盾髯印ぞ印罚┸髯舆€用國君取相來說明舉賢使能的重要性,他說:“強固榮辱在于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保ā盾髯印ね醢浴罚﹪t能,相賢能,這是最理想的管理結(jié)構(gòu)。如國君自身能力不夠,卻有憂患意識,選拔賢能之人輔佐,國家照樣可以強盛;如國君自身無能,卻任人唯親,任用無能之人輔佐,國家就危險了。
四、關(guān)注民生,富民強國
先秦儒家心系民生,主張富民強國,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和可行的措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思想。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于財也?!盵5](P312)楊伯峻先生則認為“因民之所利”的思想,就是向著人民能得利益之處著想,因而使他們有利。[6](P210)可見,“利民”是先秦儒家為政的根本指導(dǎo)思想。無論是輕徭役、薄賦斂、節(jié)用愛民,還是制民之產(chǎn)、使民以時、富民強國,都是這一思想不同維度的體現(xiàn)。
先秦儒家提倡愛惜民力,主張制民之產(chǎn)、使民以時,讓百姓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物資生產(chǎn)??鬃诱f:“出門如臨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保ā墩撜Z·顏淵》)也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認為“民事不可緩也”(《孟子·滕文公上》),強調(diào)“不違農(nóng)時”,提倡“制民之產(chǎn)”,使人們上可贍養(yǎng)父母,下可撫養(yǎng)妻子兒女。他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chǎn),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qū)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張發(fā)展生產(chǎn),勿奪農(nóng)時。他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yǎng)百姓,而安樂之?!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舱f:“不富無以養(yǎng)民情……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wù)其業(yè)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并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他說:“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jié)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保ā盾髯印じ粐罚┩瑫r,鼓勵和保護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關(guān)市幾而不征”(《荀子·王霸》)、“平關(guān)市之征”(《荀子·富國》)等。
先秦儒家提倡節(jié)用愛民,主張薄賦斂、尚勤克儉??鬃诱f:“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保ā犊鬃蛹艺Z·賢君》)也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語·魯語下》)即是說,國家的財政開支要適度,做到施予民要厚,取其民要薄,為政中道。孟子要求為政者施恩于民,讓利于民,減輕稅負。他說:“有布履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下》)也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下》)即“在下者,易治其田疇,則地無遺利,在上者,又薄其賦斂,則國無橫征;固民皆可令其富足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食用舒,而財有余,故不可勝用也。”[5](P536)可見,《大學》說的“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2](P12)這一生財富民強國的為政之道,是先秦儒家所秉承的基本指導(dǎo)原則。
五、禮主刑輔,寬猛相濟
先秦儒家提倡以德化民、以禮教民、以刑禁民,主張“省刑慎罰,寬猛相濟”的為政思想。禮作為宗法等級社會的一種倫理政治制度,調(diào)節(jié)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規(guī)范著人們?nèi)粘I畹难孕?、思想和情感。如《左傳·隱公二十一年》記載:“禮,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笨鬃诱f:“不學禮,無以立?!保ā墩撜Z·季氏》)孟子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行,喪無日矣?!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也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盡心下》)孔子要求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行和情感都必須“約之以禮”。孟子認為王道仁政的根本在于以禮教化百姓,他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梢姡Y是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
先秦儒家提倡禮樂教化,主張禮主刑輔、禮刑兼用??鬃诱f:“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也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保ā墩撜Z·子路》)又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要禮刑兼用,不可偏廢。孔子反對不教而殺,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如季康子向孔子問政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孟子極力提倡仁政、王道,主張“教而后殺”,反對株連,提出“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但也強調(diào)“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治國理政應(yīng)禮義道德與政令刑罰兼用。荀子“隆禮重法”,強調(diào)禮治,但不排除法治,提倡以“賞功罰過”的法治手段輔助“禮治”,認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提倡先以禮義進行教化,即“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之”(《荀子·議兵》)。如果無效,才不得不用刑懲罰,但要明德慎罰。他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保ā盾髯印じ粐罚┮舱f:“治之經(jīng),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保ā盾髯印こ上唷罚?
結(jié) 語
孔子肇始,經(jīng)孟子、荀子發(fā)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迨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后,才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開始保持很大程度的圓融契合,并逐步發(fā)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體的主體意識和人們社會生活的主導(dǎo)思想,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以及中華民族的心理和風俗習慣的形成,發(fā)揮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盡管有理想化的傾向和歷史的局限性,但其所蘊含的豐富合理內(nèi)涵、深厚的思想基礎(chǔ)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至今仍有超越時空的價值。
[參考文獻][1]匡亞明.孔子評傳[M].濟南:齊魯書社,1985.
[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朱貽庭.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4][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蔣伯潛.四書讀本[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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