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貼大地的飛翔——對于新世紀底層文學的幾點思考

摘要：新世紀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熱潮的興起，就是這種糾結膠合情緒的總爆發(fā)，而這種文學現(xiàn)象的持續(xù)升溫和熱力不減本身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歌與哭，血與淚的背后，我們可以讀到一些什么。

關鍵詞：底層文學  現(xiàn)實主義精神  良知 責任  人性書寫

從發(fā)生學角度來看，底層文學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社會語境的改變，而以一種異質化和叛逆性的激進文化姿態(tài)闖入文壇審美視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同八十年代先鋒文學很相像，只不過先鋒文學是一種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反叛和疏離，試圖擺脫的是政治語流慣性的裹挾，并建立在對西方文學元素的模仿的基石上，顯得頗多洋氣；而底層文學則是當代中國社會危機的一種文學性鏡像反映，擺出的是向主流意識形態(tài)回歸和靠攏的姿態(tài)，在寫作手法的運用上也是主導現(xiàn)實主義格調。從而，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用形式實驗蒸騰出的虛幻煙靄，為寫在九十年代邊邊角角新世紀溝溝坎坎的底層文學淹沒和覆蓋，那種絕望的綻放和徹底的張揚構筑的視覺盛宴和話語迷津也讓位于凝著血淚歌哭的底層書寫。其實，從形式的釋放急轉向寫作的真實，是有很多話語補白和現(xiàn)象穿插的，先鋒文學發(fā)展到后期，很多作家就漸漸放棄了解構重構顛覆拼貼的撒旦式實驗，比如余華等人就重拾了被解構掉的許多文學元素的碎屑，而轉向對現(xiàn)世人生和生存價值的關懷，到了以朱文為代表的新生代，特別是他發(fā)起了1998年的“斷裂事件”之后，新生一代更是以一種叛逆的絕叫撕裂了當代文壇的遮羞布，在拷問自我寫作動機和文學熱情是否純粹的當口，讓我們窺見了九十年代文學日漸式微的現(xiàn)狀和作家寫作姿態(tài)的消沉與頹廢，雖然他們口號式的宣泄和反抗，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和非理性特質，但是這種對文學的真誠卻引逗點染了知識分子的精神良知和現(xiàn)世責任，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催生出底層文學持久不衰的熱力。

從文學現(xiàn)象的參與主體來看，程光煒在1996年就曾指出，“多聲部時代”來臨之后，“當社會運作出現(xiàn)哈馬貝斯所說的‘總體性價值系統(tǒng)危機’時，民間話語就有可能在夾縫中一躍而出，表現(xiàn)為一種‘語言的狂歡’”，而此時的文人“通常會以社會中介的角色出現(xiàn)”，在外在形態(tài)上讓這種話語建構本身帶有了“某種中產階級色彩”。1作為中產階級一派的知識分子階層，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底層文學這股熱潮的中堅力量，這種關注視角的下移，不僅僅是一種知識分子道德良知的蘇醒，也可以說是89學潮后，他們遠離政治關涉閥限的一種回歸，也是對政治熱情的一種重拾。有的學者認為，知識分子參與底層寫作是一種對底層真實話語的遮蔽和覆蓋，是對真正底層言說者的一種話語權的打壓和剝奪。當然，他們表達的是對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中喧囂繁雜機械復制現(xiàn)象一種詬病，但這樣不分泥砂一概否定知識分子底層書寫的姿態(tài)，的的確確讓人不敢恭維，心有不滿。不管是“寫底層”，還是“底層寫”，不管是“第一義的寫作”，還是“第二義的寫作”，不管是瑣細的，還是宏闊的，都是人們對于當下社會生存現(xiàn)狀的一種質疑和反思，都是想“引起人們療救的注意”，都是對失落了的左翼文學精神傳統(tǒng)的一種回望和致意。

從文學創(chuàng)作作品本身來看，新世紀底層文學落腳于小說和詩歌兩大領域，最近的底層散文寫作也很受文壇關注。

先來看一下底層小說創(chuàng)作，批評家謝有順曾說：“當代小說日漸化為欲望化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并且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脊梁?！?我們現(xiàn)在的確難得一見流動溫暖情感絲縷的文字，作家的靈魂視閥被一片絕望無邊的荒原裹挾，每個人似乎都想揪住自己的頭發(fā)離開，他們用手中的筆寫欲望的奇觀，寫速朽的物質化的肉欲化的狂歡，唯獨不將眼光投射到浩大強悍，苦難沉重的現(xiàn)世?！皬倪^去那種政治化的文學，過渡到今天這種私人化的文學，盡管面貌各異，但是從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實都是無聲的文學”3底層小說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敘寫了生命存在“主要的真實”,讓文學在這樣一種窘境中撿拾起了久違的話語熱力，打破了緘默。

劉慶邦的《神木》就是這樣一部難得一見的好作品，它講的是兩個農民工用“點子”弄錢的故事：在小煤窯下將“點子”害死，再謊稱礦難，然后以“點子”親人的身份向窯主要錢，并以此為業(yè)。不過作品不是一任平面化苦難的堆積和黑暗的呈示，而是在文章最后讓作為現(xiàn)世受害者的罪惡制造者實現(xiàn)了自我道德的救贖，然而這種救贖本身讓人感到的卻是一份別樣的沉重和無奈，文本撕裂農民工異質化的生存空間和人性裂變的精神絲縷的同時，也撕裂了我們麻木已久的靈魂，直抵生存本真的鮮活內核。如果說劉慶邦的《神木》揉搓出的是底層世界中最底層人物的情緒流動，情感維向是單純明晰的，并給了我們一條光明的尾巴，那么我們可以說，曹征路的《問蒼?！芬适窘o我們更多的是一種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焦慮和猶疑，在宏觀化歷時性的敘述中，文本浮現(xiàn)的是一片蒼茫與蕪雜，曹征路在《我說是逃避，也是抗爭》中這樣寫到：“小說失去了與時代對話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會歷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承擔的勇氣，失去了應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對這種關注作審美展開的耐心，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我不知道當代文學何日能恢復它應有的尊嚴。但毫無疑問在主義之上我選擇了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4曹征路激起我們對生存現(xiàn)狀焦慮感的同時，給予我們的還有情感的真實，雖然在寫作情感立場上，作者傾向于底層，但他并非一味執(zhí)著于民粹主義式的苦難呈現(xiàn)和悲情訴說，在展示鄉(xiāng)人被城市異化的同時，也言說了他們根子上的軟弱和搖擺，比如在女工柳葉葉眼里，罷工就是有機會穿著漂亮衣服招搖一番，這種穿透人物內視角的潛在心理，消解了“勞工神圣”的政治含義，罷工也似乎成為了一場鬧劇，而頗有爭議的下海教授趙學堯的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閹割”了當代知識分子一族的神圣性，在金錢、女人、權力面前，趙學堯從可笑迂腐到瘋狂貪婪的轉變，也讓我們看到了市場經濟下人性墮落的迅疾?？梢哉f，這種對社會發(fā)展狀況和人性扭曲裂變的世紀化叩問和考量，喊出了被狂歡話語遮蔽的時代隱痛。

談到打工詩歌，學界認為這是一次浩大的當代詩歌回鄉(xiāng)運動，較之九十年代的“下半身”和“垃圾派”那種泛著肉光和變態(tài)意淫心理體驗的顛覆性“絕叫”文本，打工詩歌彰顯出的不僅僅是一種被邊緣被覆蓋的生存狀態(tài)，還滌蕩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詩歌外部嫁接西方詩歌理念的病態(tài)化粘連，也就是說，它完成了一種向現(xiàn)實主義詩歌熱情的回歸。而打工散文同打工詩歌在情感表達和言說方式上很接近，文本主要呈現(xiàn)的也是一種城鄉(xiāng)的疏離，都市外鄉(xiāng)人像候鳥一樣狼狽遷徙的苦澀運命以及個體生命無所依傍的現(xiàn)實悖謬，并將這種軟性的情緒體驗附著于堅硬而具體的感官痛感上，比如鄭小瓊的散文《鐵》，“拇指蓋的傷痕像一塊鐵樣重量的黑點扎根在我內心深處，它像有著強大穿透力的鄉(xiāng)村修理鋪或鄉(xiāng)間醫(yī)院一樣，正從那個黑點出發(fā)、擴散，充滿了我的血液與內心，它在嚎叫著……”，“當一塊原本嚎叫的鐵，在這個周身喧囂的南方工業(yè)都市里，它的嚎叫不再具有鄉(xiāng)間嚎叫那樣的觸目驚心，它的叫聲讓世間的繁華吞沒，剩下的是嘆息與鋼鐵一樣平等的沉思，它們不斷地淤血腫脹，無聲息的病痛不斷折磨著我的輕若白紙的思想”，讀來有種切膚的尖銳，肉體上的創(chuàng)傷體驗凸顯出來自底層的掙扎與反抗，厚重的生活血塊刺疼了人們的眼睛，疼痛彌散于字里行間。而王十月的《關卡》則在某種層面上，又是一種對底層生存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人類生存的哲學思考，“當人的情感與身體被剝離，當工廠里需要的是一個個沒有思想的人肉機器，當這些機器被一組工卡上的數字代表著，當我是誰要用一張卡來證明時，我們依然選擇了習慣、麻木、沉默，我們也漸漸認可了這種生活，習慣了這種情感與肉體的剝離。仿佛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很少有人去想過這種生活背后的不合理。然而依然是有痛的，只是這中痛被隱忍，被壓抑。這樣想來，我們真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在靈與肉的碎片化剝離中，后工業(yè)時代下個體存在遭逢異化的生命存在狀態(tài)直指我們每個人的痛處。

總之，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書寫讓我們感受到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生命能量，以及當代知識分子現(xiàn)世責任和精神良知的回歸。他們對社會化進程誘發(fā)的一系列顯性問題和潛在危機的紕漏和指斥，讓習慣于在都市文明的喧囂中走失，在光怪陸離的霓虹中迷離的人們有了一次沉潛心境，思考過往的機會，也許催生這股思潮,熱力的引擎在不久的將來會被各種新奇深刻的話語淹沒和覆蓋，但這種緊貼大地飛翔的書寫姿態(tài)，仍然感動著你我，那來自底層世界的歌哭，讓我們體味到的不僅僅是黑暗底色中血與淚的苦澀和沉重，還讓我們在直面慘淡人生的時候，有了一種繼續(xù)前行的勇氣。

參考文獻：

1程光煒，《誤讀的時代——90年代詩壇的意識形態(tài)閱讀之一》，《詩探索》，1996年第1期，第14-27頁

23謝有順，《現(xiàn)實主義者王十月——主持人語》，《當代文壇》，總第185期，第49頁

4曹征路，《我說是逃避，也是抗爭》，《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選刊》，總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