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情境論視角下的“昆山龍哥事件”

2018年8月27日晚，在江蘇省昆山市震川路，劉海龍酒后違規(guī)駕駛，載三人行至順帆路路口時，向右強行并入非機動車道，差點撞上正在騎自行車的于海明，雙方遂產生爭執(zhí)，期間劉海龍多次擊打于海明，于海明多次閃躲后，劉海龍的朋友也加入廝打，于是于海明開始反擊，而劉海龍卻去駕駛室拿出了一把長刀試圖砍打于海明，未曾想到中途長刀滑落，被于海明撿起反打，劉海龍被打得傷口太重，結果不治身亡。事件發(fā)生后引起大量關注，警方介入調查，于海明被拘留，而案發(fā)第五天下午17:00，昆山警方向外發(fā)布消息，于海明被無罪釋放，因其行為屬于正確的防衛(wèi)自保。事件發(fā)生后，案發(fā)當時的視頻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加上各家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一時引發(fā)社會熱議，關于“關于昆山龍哥”、“白衣俠”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微博上，掀起關于“正義”的輿論熱潮。

一、情境為信息系統(tǒng)，媒介承載著內容

梅羅維茨拋棄了傳統(tǒng)場景主義中固定時間地點的概念，將社會場景看作“信息系統(tǒng)”，也就是社會信息的某種模式，也是人們接觸過程中的行為模式。這種看法打破了面對面交往的局限，擴展了場景研究。隨著電視、網絡的普及，人們接觸社會信息有了更多方式，某個事件被報道出來，便會引起高度關注，傳統(tǒng)的紙質閱讀變成了電子網絡閱讀，只要用手機刷刷朋友圈、瀏覽微博熱搜榜、看看微信公眾號的推送，不出門也可知天下。

確定不同情境界限的主要因素是媒介，新的情境會在不同的媒介形式轉變下形成，因為新的信息系統(tǒng)也在媒介轉變中出現。在“‘昆山龍哥’砍人反被殺事件”傳播過程中，微信公眾號“今日話題”對近年來我國“正當防衛(wèi)”審理案件進行數據統(tǒng)計，發(fā)現每1000名主張正當防衛(wèi)的公訴案件被告人中，只有一人能成功，這種信息的傳播便迅速地引起了網民的擔憂和社會焦慮。

在事件發(fā)展中不難發(fā)現，微博是“昆山龍哥事件”討論量最多的平臺，其次是論壇、微信公眾號和新聞客戶端，在微博平臺上，現場監(jiān)控視頻得到大量轉發(fā)，從2009年的“鄧玉嬌案”，到2016年的“于歡案”，再到今年的“‘昆山龍哥’砍人反被殺”案，網民又一次掀起了大范圍內關于“正當防衛(wèi)”的討論。網民對死者并沒有絲毫“死者為大”的同情，更多表達的是“解氣”“活該”“死有余辜”等態(tài)度，這可以說明由傳統(tǒng)媒體到新媒體環(huán)境改變形成了新的信息系統(tǒng)，而這個新情境能夠傳達給大眾新的社會信息，媒介承載著信息，其傳輸的信息內容影響著人們的選擇與判斷，從而引發(fā)了不同的爭議。

二、事件本身：不同情境下不同行為的變化

梅羅維茨認為，每種獨特的行為需要一種獨特的情境，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需要有明確的界限，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不同情境的分離使不同行為成為可能，當不同的情景交合時，社會角色會發(fā)生改變，這種場景使人們容易混淆自己的角色而不知所措。

在媒介環(huán)境下，人們原本針對特定場景而產生的反應可能不再適用，因而也就產生了新的行為，即由場景變化而引起的社會行為變化。從事情始末來看，于海明在面對劉海龍的擊打時沒有還手，是因為他的社會角色是普通的上班族，處事理智，不愿意惹是生非，而在面對劉海龍拿起長刀砍到他脖子的那一刻，于海明面臨的是生命受脅迫的情境，即使內心害怕，但為了自身安全，他不得不做出過激舉動，從而完成“反殺”，就這樣，普通人的角色轉換成了殺人犯。在這種不同情境下，人們的不同舉動似乎可以得到理解，兩種不同的情境使于海明對自己的社會角色產生模糊的認知，也因此導致他產生了強烈的行為反差。人們對于不同的情境具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且時刻變化，在面臨生死絕境時，也許于海明喪失理智，忘了自己原本的社會角色，但在極端環(huán)境下，正常人也可能轉化角色，產生異常舉動。

實際上人們時刻在判斷自己是否正處于某一特定場景，這種判斷通常基于人們對于場景的傳統(tǒng)認識，而這些判斷又會引導人們進行下一步的行動。相應的，這種傳統(tǒng)認識也導致了人們難以將一個場景當作另一個場景來認知，如2017年發(fā)生的“于歡案”中于歡為母親刺殺辱母者也是在不同情境下產生的行為變化。

三、事件影響：電子媒介促進情境交融

新媒介和網絡通訊的進步，互聯網時代的發(fā)展，為網絡用戶提供了一個互動性強、參與程度高的開放平臺，網民在這個自由廣場上狂歡，掌握話語權，在不同觀點的交流和碰撞下，形成一個公開的輿論場所。

梅羅維茨認為，電子媒介的出現使不同情境的交融變得理所當然，社會環(huán)境受到電子媒介的影響發(fā)生了改變，人們的行為也隨之發(fā)生變化。他認為電子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很大，使得社會環(huán)境被重塑，對于每個人而言，電子媒介的出現帶來諸多便利，手機的使用豐富了生活場景，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和朋友聊天、看電影、打游戲等，不同場景的并存和切換下滿足了他們的娛樂需求，這些新的場景也使人們產生了更多新的行為。 

“昆山龍哥事件”剛發(fā)生之時，事件的監(jiān)控視頻在微信公眾號、朋友圈、微博、新聞客戶端等公開平臺廣泛流傳，網友們進行評論和轉發(fā)，吸引了大量的社會關注度，視頻內容顯示劉海龍一直對于海明實施暴力行為，并拿出長刀揮砍于海明，最終于海明在面臨生命攸關的情景下“反殺”了劉海龍。在視頻曝光后，網友們在評論區(qū)不停地發(fā)表著自己的意見，這種新型社交場景來源于網絡視頻的評論功能，這也是電視所沒有的新特征，電視僅僅給觀眾呈現畫面，而評論給予了網民自由表達的平臺，感受到受眾最直接和真切的想法，因此這種新場景受到了廣大網民的歡迎。

隨著輿論的發(fā)酵，衍生了“劉海龍疑似涉黑”、“劉海龍真實身份”、“于海明是否屬于正當防衛(wèi)”等話題，網民積極參與話題的討論，微博熱搜榜連續(xù)一段時間都被“昆山龍哥殺人事件”占據榜首。對此，相關媒體也在微博平臺發(fā)起有關“于海明是否是正當防衛(wèi)”的投票，組織專家律師等專業(yè)人員，就于海明是否正當防衛(wèi)等進行探討。社會情境形式在電子媒介的影響下發(fā)生變化，社會情境的變化又影響著人們行為的變化，在這種開放自由的網絡環(huán)境下，新媒體的發(fā)展使得人們可以更自由的表達看法，媒介的受眾開始主動的參與進來，不再保持沉默和被動的接受信息，公民角色的轉變成為一種趨勢，人們的社會角色都在發(fā)生變化。

四、結語

雖然梅羅維茨的理論對當今有很大的影響，但卻其論述中仍有無法遮蔽的問題。電子媒介的使用和信息的傳播不可能脫離時間而存在，梅羅維茨忽略了時間的重要性，他沒有關注到地域的消失是以時間為代價的，這也是媒介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的發(fā)展的確實現了人的延伸，但一定程度上卻弱化了人原本的能力。手機的發(fā)明讓我們體會到“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新媒介的發(fā)展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便利了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往，另一方面又使人依賴機器，忽視了現實中人際關系的來往。因此，人們也應理性控制自己，不要過于依賴電子媒介。

傳播信息流的模式因電子媒介的出現而改變，從而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昆山龍哥事件”剛落下帷幕，隨之而來的類似事件還會不會發(fā)生，我們無從得知，互聯網時代的發(fā)展，新媒體的強大支撐，社會在不斷改變，在這種背景下，網民言論自由，公眾輿論逐漸形成，擁有話語權的大眾在網絡的促進下肆意評論，當今的社會無處不是碎片化的信息，輿論反轉事件更是時有發(fā)生。每種情境形成不同的信息系統(tǒng)，媒介生產內容，不同情境的合并促使社會角色的轉變和人類社會行為的不同，可以說也都是在預料之中的結果。

來源：《視聽》：http://www.12-baidu.cn/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