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唐太宗、唐高宗對初唐詩人的影響

一、唐太宗的“自視甚高”

在唐朝的開拓階段，戎馬倥傯之際，公元621年，唐太宗便于長安宮城之西設(shè)置“文學(xué)館”，招集天下名士，號稱“十八學(xué)士”，有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陸德明、孔穎達、虞世南等名流。李世民與他們“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辭而詠風(fēng)雅?！倍谄浼次坏诙€月，便下令于弘文殿聚書20萬卷，設(shè)立“弘文館”，集聚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蕭德言等英才于中。

不可否認，貞觀時期，唐太宗是宮廷文壇的核心和領(lǐng)袖，他的素質(zhì)全面，政績出色令他極具權(quán)威。然而，由他來親自主持的宮廷詩歌唱和,雖參與唱和的臣子們元老有之，重臣有之，宰相有之，六部首腦有之，閑官虛職有之，表面看起來很熱鬧，但這樣一批人或文思停滯于前朝，措辭老套，或藏愚守拙，只一味迎合太宗興趣，因此，影響不小，成就卻不大，實際的創(chuàng)作水平也無足稱道。

而唐太宗本人，也并不真正懂得和了解文學(xué),聞一多先生說:“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yè)中人:詩的真諦,他并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于詩的了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是一種文辭的浮腫,也就是文學(xué)的一種皮膚病?！?/p>

因此，唐太宗一向重文的思想固然使當(dāng)朝詩人情緒激昂，以為所學(xué)有用武之地。但無形中的權(quán)威壓力也讓他們始終壓抑著個性，成為為宮廷服務(wù)，卻與現(xiàn)實越發(fā)疏遠的唐初畫卷中點綴之筆。

除了政治紅人魏征，和徹底放棄政治，選擇隱逸的王績這兩個在政治上具有極端性質(zhì)的詩人，文風(fēng)與眾不同外。如楊師道、李百藥等，他們基本把詩作為唱和應(yīng)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xiàn)技巧，多奉和應(yīng)制之作，盡管在聲律辭藻的運用方面日趨精妙，可風(fēng)格趣味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另外，唐太宗的詩文思想存在著難以言明的矛盾，如《貞觀政要》中載有太宗對賦的評論：“比見前、后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 而《唐詩紀事》中也記載了太宗試圖以這種詩體寫詩的軼事： 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圣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fēng)靡，不敢奉詔?！钡墼唬骸半拊嚽錉枺　?/p>

疑惑的是，太宗一再聲明反對頹廢放蕩，浮華辭藻，但他的詩體實質(zhì)上卻沒能從宮體詩中擺脫出來，這在他的詩作里亦有充分表現(xiàn)，說他是南朝詩文的崇拜者也不為過。

這種近似于表里不一的矛盾，既讓當(dāng)時的詩人有了從華麗辭藻中跳出，去放眼現(xiàn)實，關(guān)心時政的動力，卻又像一陣迷霧擋住了開拓了去路。

二、唐高宗的“無為而治”

《舊唐書》載高宗“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而無論是從正史還是史料筆記當(dāng)中,都能看出他為人尚實、穩(wěn)重、端方,具有典型的儒學(xué)政教型人格特征。

如此，從性格本身解讀，那些“薄德無行，個性張揚”的新進群體，如王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達以塞口”;駱賓王“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楊炯“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是不可能得到高宗垂青與認可的。

而除卻性格本源因素，高宗的興趣亦不在詩文，與唐太宗、武則天、唐中宗等帝王相比,唐高宗的文學(xué)修養(yǎng)，及對文學(xué)的興趣不敢恭維。他的詩現(xiàn)僅存八首,比太宗和武則天少得多。而且從其現(xiàn)存的幾首詩來看,也毫無出彩之處。

且太宗自貞觀十七年將其立為太子后，“撰帝范十三篇。賜皇太子。顧謂王公曰。圣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p>

這種強化性教育，更使高宗的人才觀偏重實際能力，對只有文名而無治國理政經(jīng)驗和才能的文人一般不會予以重用。

正由于唐高宗的這種人才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唯以文學(xué)知名的文人難有好的政治前途。因為一旦做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皇帝對他們沒了好感,朝廷的大臣們自然不敢舉薦他們,所以,不管他們的文名有多大,也不管他們多么努力地干謁求進,都無濟于事。

終究仕進無門,被高宗摒棄的詩人無法在長安和宮廷立足,為了生計和前途,只得輾轉(zhuǎn)來到外地,或游歷、或從軍、或入幕,人生經(jīng)歷、思想感情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但失意并沒讓他們因此厭倦政治，或產(chǎn)生避世的想法，相反，在他們的活躍時期，政治理想從單純的依附宮廷，謀求官職向更開闊，更現(xiàn)實的方向轉(zhuǎn)變。聞一多先生曾評論，“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里是由宮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臺閣上只有儀式的應(yīng)制，有‘絺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

另外，由于唐高宗對組織朝臣唱和等事宜興味寡淡，恰恰給宮廷詩人松了綁，讓朝臣上官儀等取而代之，成為宮廷詩的核心。這不僅成就了“綺錯婉媚”的“上官體”的流行，更表明，高宗的偏見并未對唐朝詩歌潮流的興盛起到任何反對用，以政治上有所見解的重臣為例，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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