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安樂哲譯本對《論語》的哲學詮釋

《論語》是中國儒家的經(jīng)典之作，也是中華文明的結(jié)晶和體現(xiàn)。它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引起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重視。孔子的思想深刻但是含蓄，許多哲學概念沒有確切界定。古漢語的語言簡練含糊，其古語詞匯和省略語法使得文中所指并不清晰，再加上中外語言和文化的差異，給《論語》的翻譯和詮釋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數(shù)百年間出現(xiàn)的眾多譯者中，他們的教育背景、文化傾向、社會環(huán)境、價值取向等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其翻譯和詮釋的方式與手段。本文所研究的安樂哲、羅思文譯本就是把《論語》當成一個前后連貫的哲學文本來解讀，在譯作內(nèi)外多次強調(diào)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中西哲學的差異，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社群觀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聯(lián)系。任何譯本的產(chǎn)生都離不開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因此有必要先探討安樂哲《論語》翻譯的背景。

一、20世紀的儒學文化傳播

最初的儒學傳播者多為傳教士，由于他們的宗教文化背景和傳教動因，這些譯本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郁的神學色彩及嚴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傾向。任何一個早期譯本里都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固定的慣用翻譯方式，隨處可見西方思想傳統(tǒng)的痕跡。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文化的多元化和不斷融合，加之70年代后期中國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jīng)濟迅速崛起，西方人開始以一種“去文化中心主義”的他者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美國的漢學界也將注意力集中到儒家思想內(nèi)涵和概念的分析上來，和以往的譯本相比，這一階段大部分譯本都有意識地避免西方文化前見對詮釋的影響，盡量回歸儒家特有的思想。

作為現(xiàn)代漢學家，安樂哲和羅思文翻譯《論語》的時代和目的與之前各譯者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正是在種種新思潮之下，誕生了安樂哲與羅思文的《論語》英譯本。他們視《論語》為哲學文本，力圖在英語中將孔子思想的哲學特點體現(xiàn)出來。

二、安樂哲、羅思文對《論語》的哲學詮釋

譯者將《論語》視為與西方哲學思維方式不同的哲學文本，且蘊含著現(xiàn)代價值，他們翻譯《論語》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一種和西方哲學不同的思維方式，從而豐富和改造西方的文化資源，以便更好地認識自身和世界。其譯本名為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1998），安、羅認為，對《論語》進行哲學詮釋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這種“哲學性翻譯”即建構《論語》的哲學語境，在該語境中進行文本的詮釋和翻譯。他們希望通過分析孔子世界及其人物和語言，啟發(fā)西方讀者盡可能原汁原味地理解儒家之道。這一英譯本顯示了他們多年來拒絕用西方哲學的話語來詮釋中國哲學的一貫立場，即儒家著作的最終目的不在于描述世界是什么或如何，而在于指導人們怎樣為人處世。

安、羅從哲學和語言學背景來考察翻譯，在英譯本序言中他們指出：“當我們把以事件性為特征的中文翻譯成表達事物本質(zhì)的英文時，為了更加忠實準確地反映原意，我們不得不對英譯文進行適當?shù)男薷暮驼{(diào)整”，以“力圖盡可能全面地保留原文中濃厚的形而上學氣息”。鑒于此，譯者是在對英、漢語言哲學特點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帶有創(chuàng)新性的異化翻譯，以反映具有中國哲學特點的孔子思想。和以往的英譯本相比，他們的詮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僅僅是一種認知性的純學術活動，而且還包括了創(chuàng)造性的哲學建構。其目的是要呈現(xiàn)孔子思維的方法，特別是孔子不同于西方的哲學觀念，從而打破西方哲學中二元論的統(tǒng)治地位，提供看待世界的多元視角。也正因為此，他們的譯本具有了新時代的特征，并深受業(yè)界的好評。

三、安、羅譯本的翻譯策略

安、羅認為《論語》蘊含著現(xiàn)代價值，是可以豐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源，他們結(jié)合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過程哲學對孔子哲學思想體系進行了重新建構，采用了異化翻譯策略體現(xiàn)其獨特性。安、羅認為古漢語是一種“過程性”、“事件性”的語言，而英語則是一種“實在性”、“本質(zhì)性”的語言。與西方古代及現(xiàn)代的思想家不同，早期中國的思想家們并不著力探討事物的本質(zhì)。因此，譯者采用的具體策略有創(chuàng)造新詞和音譯，此外也充分利用英語中現(xiàn)有的語言資源，這是為了體現(xiàn)《論語》異于西方的哲學表述方式，建構起新的表達孔子哲學的話語體系。他們的哲學詮釋力求說明其所包含的形而上學是非實體的，因而應當用過程性的詞匯來翻譯。例如，譯本中一段有關“仁”的英譯。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安、羅譯本：

Yan Hui inquired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 (ren 仁). The Master replied, “ Through self-discipl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禮) one becomes authoritative in one’s conduct. …”

“為仁”在這里很可能是指一種狀態(tài)being authoritative或行動acting authoritatively，但是基于過程性和關系性思維哲學，他們譯為becoming authoritative，強調(diào)“成仁”是一個過程。而且安、羅譯本將原文中的“仁”和“禮”用了拼音和漢字再加上導言注釋的三重翻譯法進行詮釋，起到了一種給西方讀者以陌生化，從而在他們心中構建起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哲學思維。

考慮到孔子的哲學思想，安、羅認為譯者要使用很少帶有現(xiàn)存聯(lián)想的英語詞匯，努力篩選一些非本質(zhì)性的、表現(xiàn)過程性、關聯(lián)性的名詞性術語來翻譯，如“心”譯為heart-and-mind而非單純的heart或mind，因為后者割裂了情感與理智的關聯(lián)，造成了心智的對立；同理把“正”譯為correct conduct而非rectification等。他們認為，中國文化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秩序迥然有異于西方文化，翻譯中未能發(fā)現(xiàn)和承認這種差異，才致使西方譯者對中國世界觀產(chǎn)生一種似曾相識的錯覺。

從語法結(jié)構上來說，能向西方讀者原汁原味地傳達孔子思想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采用動詞、動名詞結(jié)構，因為這種動態(tài)性最能體現(xiàn)孔子思想的事件性、過程性和感受性。例如，“信”通譯成trust worthy，意思是“可信的、值得信賴的”，側(cè)重對某人結(jié)果性的、單向性評價。再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中的“諂”用being unctuous來譯，突出了“諂”的形成性、變化性特征。可見譯本在思想的傳達上，采取了文化順應的策略，用中國哲學自己的視角，順應《論語》文本語境和當今文化的平等共融的時代特點，盡量保留中國哲學的特色。綜觀安、羅譯本，譯者是試圖在保持原文風貌的基礎上，盡力反映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涵，譯文語言通達，適合西方人閱讀。

    四、結(jié)語

安樂哲和羅思文的中國哲學觀以及對《論語》的哲學詮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們批駁了西方長期以來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謬論，指出了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及其獨特性，確立了中國哲學的地位。加上他們的研究視野較為寬闊，且視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國內(nèi)研究者，因此這為中國學界提供了學術創(chuàng)新的思路，可以啟發(fā)國內(nèi)學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文化，促成了與中國學者的對話。他們在翻譯《論語》中通過對孔子思想的哲學解讀，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傳到了西方，為中西文化在哲學層面的交流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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