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對“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的繼承與發(fā)展

楚辭，以豐富華美的辭藻，“香草美人”的比興象征手法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xué)史浪漫主義道路。李白、李賀、李商隱將楚辭的風(fēng)格特色、藝術(shù)手法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自己的喜好消解和融化楚辭的原型意象，形成自己獨有的象征意義系統(tǒng)。

一 李白對“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的繼承與發(fā)展

《離騷》中兩大意象：美人、香草。美人意象一般比喻君王，或者自喻。香草，一方面為獨立人格的象征物；另一方面和惡草相對，象征著政治斗爭的雙方。 “香草美人”意象構(gòu)成了一個復(fù)雜而巧妙的比興象征系統(tǒng)。

楚辭之中獨有的“香草美人”式的比興象征手法，在李白那里得到了繼承。在《古風(fēng)》第四十九首中，李白用南國美人遭人嫉妒排擠來比喻自己有志難伸。

李白拓展了“香草美人”的比興象征手法，形成自己獨有的象征系統(tǒng)。萬物都可以成為李白詩中的比興意象，包括神話、傳說、故事中的人物。如龍喻為君者，鼠喻竊國者（《遠別離》（“君失臣兮龍為魚，權(quán)歸臣兮鼠變虎”）。驊騮和蹇驢分別比喻賢人和庸才（《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李白還特別繼承和發(fā)展了宋玉辭中的“云”的意象。

宋玉善寫云，《高唐賦》與《神女賦》中多次寫到“朝云”“浮云”“云雨”，借云之無定摹神女神秘飄渺，搖曳多姿。李白的筆下，沿承宋云“云”的象征比興意義，如“美人美人兮歸來，莫作朝云暮雨兮飛陽臺”（《寄遠十一首》其十一)。

然而，李白筆下的“云”意象更加多元，指隱逸者之“云”，如：“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贈孟浩然》）；漂泊無依游子之“云”，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指理想之云，如“天開青云器，日為蒼生憂。”（《贈清漳明府侄》）。

二 李賀對“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的繼承與發(fā)展

李賀常用“比興”寫飄渺的意象，其比喻本體除卻其固有的屬性外，還被擬人化了。 如“芙蓉泣露香蘭笑”（《李憑箜篌引》，“衰蘭送客咸陽道”（《金銅仙人辭漢歌》），“冷紅泣露嬌啼色”等。在這些詩句中，“芙蓉”、“香蘭”、“衰蘭”、“冷紅”能哭能笑，被賦予了人的感情。

李賀擅用通感手法，風(fēng)有“酸風(fēng)”，雨有“香雨”，簫聲可以“吹日色”（《難忘曲》），月光可以“刮露寒”（《春坊正字劍子歌》）。

在對楚辭的意象繼承方面，李賀還著重繼承發(fā)展楚辭中原有的“鬼”和“蘭”的意象

李賀擅于寫“鬼”，“鬼”意象在其詩中比比皆是。而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屈原可謂寫鬼的始祖，《九歌》中《山鬼》一篇，細致刻畫了去赴約的山鬼復(fù)雜曲折的心態(tài)，將其赴約過程寫得纏綿曲折，對其衣食居處，服飾車輿、習(xí)性行蹤、容貌體態(tài)進行了細致的描寫，表現(xiàn)了山鬼對純真愛情的癡情與渴求。

李賀有一篇樂府詩作《蘇小小墓》，則兼具《山鬼》的形與神。

與《山鬼》不同的是：李賀沒有寫其具體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擇取典型的意象，寫其含淚的眼睛，用“幽蘭露”進行比喻，運用了通感的手法，再加上冷色調(diào)的選用，形象地為我們展示了一位凄涼，楚惋，妖艷、幽澀的女鬼形象。

屈原擅寫“蘭”，《夢辭·九歌·少司命》中有“秋蘭兮青青”“秋蘭兮糜蕪”等句。楚辭中常見主人公以蘭為佩物，象征自己的高潔情操。李賀的詩作之中也常用“蘭”的意象，如“芙蓉泣露香蘭笑”（《李憑箜篌引》），“幽蘭露，如啼眼”（《蘇小小墓》）等等。不同的是，李賀的“蘭”意象在原有驅(qū)除邪惡，品質(zhì)高潔的基礎(chǔ)上，還增加了一份貴氣。

三 李商隱對“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的繼承與發(fā)展

屈騷寫“香草美人”，為“發(fā)憤抒情”之作，表達自己在政治和人生挫折中的怨憤之情。李商隱心儀屈原，很自然接受了其“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他曾自述：“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景，顧慕佳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謝河?xùn)|公和詩啟》）不同之處：李商隱將“香草美人”意象所表達的詩意朦朧化，含蓄的意義處于似與不似之間。

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論及李商隱《錦瑟》詩時說：“《錦瑟》一篇借比興之絕妙好詞，究風(fēng)騷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嘆，遺音遠籟，亦吾國此體之絕群超倫者也。”此詩全是比興，發(fā)展了楚辭的比興手法，但詩中所呈現(xiàn)的意象群，如莊生曉夢、杜鵑啼血、良玉生煙、滄海珠淚，所構(gòu)成的不是一個完整畫面的境界，而是錯綜糾纏于其中的悵惘、傷感、向往、寂寞、失落等情緒。讀者說不清楚其中具體所指，卻能體會到纏綿感傷的情緒。詩本身構(gòu)成了多層次的朦朧境界。是對楚辭原有的“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的向內(nèi)部心靈的開拓和發(fā)展。

李商隱對楚辭“香草美人”比興手法繼承的另一個方面，在其詠物詩中得到體現(xiàn)。楚辭中《橘頌》一篇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早的詠物詩，贊美橘樹，實際上是用來寫作者的高尚情操。李商隱也寫了大量的詠物詩，如《流鶯》《野菊》等，同《橘頌》一樣，李商隱筆下的物也是來寫詩人自己，但是卻脫卻了《橘頌》原有的簡單粗糙的比附痕跡，而是進入了一種內(nèi)在精神的高層次契合，其寄托之意，似在有無之間，更加渾然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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