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的兵學思想

《呂氏春秋》的兵學思想主要有以下顯著特點：

1、肯定戰(zhàn)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歷史上戰(zhàn)爭爆發(fā)極為頻繁的一段時期，這使得關注社會政治的先秦諸子紛紛發(fā)表各自對戰(zhàn)爭的看法。部分諸子鑒于戰(zhàn)爭的破壞性，提出了“偃兵”、“非攻”、“弭兵”等主張。針對這些觀點，《呂氏春秋》首先對戰(zhàn)爭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展開論述?！妒幈菲_篇即說：“古圣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S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炎黃之后，堯戰(zhàn)南蠻，舜卻苖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召類》）。既然炎黃三王都不能消除戰(zhàn)爭，這就說明戰(zhàn)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呂氏春秋》認為，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戰(zhàn)爭，在人類生活的地方，戰(zhàn)爭只有表現形式的不同，卻從來沒有消失過：“在心而未發(fā)，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斗，兵也；三軍攻戰(zhàn)，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蕩兵》）因此，從廣義上說，戰(zhàn)爭時時都在發(fā)生，所以“偃兵”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因為戰(zhàn)爭帶來的危害而主張“偃兵”就是因噎廢食。如果“天下無誅伐”，那么諸侯互相侵犯，強凌弱、眾暴寡的事情就會發(fā)生。所以，《呂氏春秋》主張“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在肯定戰(zhàn)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基礎上，《呂氏春秋》對“救守”之說進行了反駁?！熬仁亍笔且环N無效率因而不可行的救世手段。持守這一主張的諸子試圖通過講道理、擺事實等途徑說服想要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一方罷手，雖然他們上稱三皇五帝，下舉春秋五霸，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終日苦思冥想，勞神費力，但卻是勞而無功，最終仍然不得不轉而求助于戰(zhàn)爭。這從另一側面證明戰(zhàn)爭是和平的保證。

2、正義與否是戰(zhàn)爭的核心

    對戰(zhàn)爭正義性的高度重視是《呂氏春秋》兵學思想的精華所在。它認為，古代的圣王從不主張廢棄戰(zhàn)爭，但他們也不隨意發(fā)動戰(zhàn)爭，他們最看重的是戰(zhàn)爭是否具有正義性。正義的戰(zhàn)爭是天下良藥，可以救民于水火。正義之師“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那么如何區(qū)分、確定戰(zhàn)爭的正義與非正義？《呂氏春秋》根據戰(zhàn)國末期諸侯互相攻伐、民不聊生的現實得出結論：“攻無道，罰不義”就是正義。正義的戰(zhàn)爭就像是給寒冷的人衣服穿，給饑餓的人食物吃。民眾憎惡戰(zhàn)爭，但是正義的戰(zhàn)爭卻是他們盼望的。禁止正義之戰(zhàn)就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這種情形下，“救守”的主張就不免“守無道而救不義”，其結局將是“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禁塞》）。

    《呂氏春秋》認為正義與否是戰(zhàn)爭能否獲得民眾支持和取得勝利的關鍵：“夫兵有本干：必義，必智，必勇?！保ā稕Q勝》）義排在首位。我方占有“義”則得道多助，“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決勝》）。同時，我方因占有“義”而士氣高漲，敵方因背棄道義而“軍雖大，卒雖多，無益于勝”（《決勝》）。《決勝》說：“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斗，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zhàn)，勢使之然也?！睘槭裁淳硟鹊陌傩斩紭酚趨?zhàn)？仍是道義在起作用。正義之師所到之處受到民眾廣泛歡迎和支持，參與到戰(zhàn)爭中去就是他們表達自己立場的一種途徑?！秴问洗呵铩氛J為戰(zhàn)爭獲得勝利需要士卒勇敢，而士卒勇敢的根源不在其它，仍是道義：“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zhàn)，怯則北。戰(zhàn)而勝者，戰(zhàn)其勇者也；戰(zhàn)而北者，戰(zhàn)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保ā稕Q勝》）雖然作者說怯勇虛實產生的原因十分微妙，且變化不定，只有圣人才知曉，只有圣人才能把握。但接著列舉的商周桀紂的事例已經說明怯勇變化的依據仍然是正義與否。

    《呂氏春秋》的兵學思想是在戰(zhàn)國末期秦國即將統(tǒng)一六國的背景下產生的，它所說的正義就是結束諸侯爭霸、生靈涂炭這種“至寒矣，至熱矣”（《功名》）的社會局面，用戰(zhàn)爭的手段結束戰(zhàn)爭，用戰(zhàn)爭的手段贏得和平，正如《論威》篇所說：“凡兵，天下之兇器也；勇，天下之兇德也。舉兇器，行兇德，猶不得已也。舉兇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兇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毕啾扔谀以噲D維持諸侯分裂以實現在和平環(huán)境中發(fā)展生產，因而主張“非攻”、“救守”的觀點，《呂氏春秋》對戰(zhàn)爭的認識無疑更具現實性和合理性。

3、贏得勝利的主要因素：訓練有素的士卒、精銳的武器、善“因”。

    在如何才能贏得戰(zhàn)爭方面，《呂氏春秋》首先提出“三軍一心”。“三軍一心”號令才能順暢執(zhí)行，“令能無敵，其兵之于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膚也深痛執(zhí)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論威》）。其次，兵貴神速?！秴问洗呵铩氛J為在戰(zhàn)爭中敏捷的反應——智，和迅疾的行動——力，都非常重要。《貴卒》（卒，讀為“猝”，即迅捷。）說：“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速為上，勝之同則濕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論威》說：“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倍龅接帽袼?，一方面士卒要明白“緩徐遲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就是知曉快慢先后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結局。其次，士卒在打仗時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論威》）。能做到這些，戰(zhàn)爭未開始，勝負即決定。這一切都要求士卒必須訓練有素。所以《簡選》篇說：“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zhàn)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系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币簿褪钦f讓一群烏合之眾拿著鋤頭木棒去和手握長矛利刃、精銳強壯的武士作戰(zhàn)，取得勝利根本是妄想，這是不懂打仗的人才會有的想法。第三，要善于憑借敵方的力量。“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決勝》）所謂“因”就是借勢，把敵方的力量轉化為己方的力量，把敵人的有利因素轉化為己方的有利因素。

4、“不戰(zhàn)而勝”是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

    《呂氏春秋》雖然反對“偃兵”說，但它仍把“不戰(zhàn)而勝”視為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要實現不戰(zhàn)而勝，一則君主需有愛民的顯赫名聲，這樣民眾就會被吸引歸附。其次，國家和諧強大不僅是戰(zhàn)爭勝利的保障，也是終止戰(zhàn)爭的最佳途徑?！墩兕悺罚骸胺脖靡?，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于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則無為攻矣?！备畹厍蠛汀⒈稗o屈服都不能達到終止戰(zhàn)爭的目的。要想消除戰(zhàn)爭，最好的辦法是自己的國家國富民強，民眾團結一心。因為“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召類》），侵略者達不到奪利的目的，自然終止戰(zhàn)爭。所謂“亂則用，治則止”（《召類》）就是這個意思。《愛士》還說：“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庇纱丝芍秴问洗呵铩氛J為戰(zhàn)爭的勝負最終取決于自己國家的內政。一個正義的、和諧的、強大的國家，要么敵人不敢輕易來犯，來犯則必死無疑。

    統(tǒng)治階級要重用賢人、崇尚仁義是終止戰(zhàn)爭的另一途徑?！镀谫t》說：“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所謂“君子用兵”指的憑借賢人的力量使試圖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一方主動放棄。如魏文侯禮遇賢士段干木，使得原本要攻打魏國的秦國“輟不攻之”。魏國因此不用一兵一卒就消除了一場戰(zhàn)爭，故人們稱之善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