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鳥飾現(xiàn)象的文化探析——文學論文

    在《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年代，鳥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華夏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被廣泛應用。在詩經(jīng)的文本中，不僅可以看到大量描寫鳥類的詩句，還有很多以鳥類的具體形象或抽象形象作為裝飾的現(xiàn)象，例如以繪有鳥類形象的服裝，以鳥為圖案的旗幟，鳥羽裝飾的車馬，持有鳥羽的舞者等。這些詩構(gòu)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象征系統(tǒng)，體現(xiàn)出商周時期特有的文化風貌。

一、以鳥為飾的公服和旗幟

   在《詩經(jīng)》時代，貴族服飾所用的材質(zhì)、圖案往往用以區(qū)別身份和地位，在不同的場合，也要穿戴不同的衣飾，以表明或莊重、或肅穆、或公平、或省儉的態(tài)度?！多{風·君子偕老》詩中有“象服是宜”、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句，描寫衛(wèi)夫人宣姜參與祭祀時服飾之盛?！跋蠓敝竿鹾蟮亩Y服“袆衣”，上繪雉圖。后句的的“翟衣”，根據(jù)毛傳，“揄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認為，所謂的“羽飾衣”，并不是用羽毛裝飾衣服，而是“畫羽以飾衣”。出土文物也證明了在衣裳繪圖這一工藝記載的可靠性：1975年在陜西省寶雞市發(fā)掘了兩座西周前期的殉葬墓，出土的西周時期絲織品實物表明，西周的刺繡工藝是繡染一體的，先用絲線繡出輪廓，再大面積地涂抹染色材料，最后形成了衣服上的彩色圖案。

   周民對于衣飾上圖案的種種規(guī)定，源于其對于華夏文明的堅守和追求，而服飾文章制度是華夏文明的外在體現(xiàn)。明確了服飾文章規(guī)則，建立一套為華夏民族所認同的禮儀制度，是實現(xiàn)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長遠來講，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渡袝ひ骛ⅰ分杏涊d帝舜和禹的對話，就是指導禹用文章禮儀制度來治理國家：“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注云，“華象草華蟲雉也”，華蟲即雉鳥。鳥的形象作為一種裝飾性圖案，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貴族的服飾上，取其色彩華美以為盛飾，將表明身份地位的的生硬職能融化進織羅帷裳的魅影中去，既有別，又有和，體現(xiàn)著《詩經(jīng)》時代人們的觀念和智慧。

    鳥類繽紛的色彩極具美感，大概很早就啟發(fā)了人們織繡為文，染畫為章的靈感，《爾雅》《說文》具雉名，凡十四種，《周禮·內(nèi)司服》舉王后衣之雉圖，凡三種，皆各有別稱，各有形態(tài)。 可見，女性貴族的“公服”對于鳥類圖案的規(guī)定則更加細致，不同身份、等級的女性在不同的場合要按照規(guī)定穿戴衣飾，越是高等級、嚴肅場合的衣飾，其圖案越是與鳥有關?！吨苣稀じ瘃吩疲骸氨∥畚宜?，薄澣我衣。”傳云：“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袆盛飾，以朝視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余則私也?！泵珎鲄^(qū)分了“公服”和“私服”的用法，拜舅姑、入宗廟、見君子要穿正式的“公服”，其余場合穿“私服”。婦女的“公服”凡六種，《周禮·內(nèi)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翟、闕翟、鞠衣、襢衣、褖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級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六服中祭衣有三，“袆衣”“揄翟”“闕翟”，合稱為“三狄”， “三狄”皆以“副”為首飾，配以同色系大帶、蔽膝、舄等。在應用場合方面：從祭先王則服袆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這種制度以不同大小、毛色的鳥來象征不同等級或場合的女性，在強調(diào)社會功能的同時，具有很強的裝飾性。 

    《詩經(jīng)》所提到的旗幟，大多在雅頌篇目中莊嚴、熱烈、宏大的場面中出現(xiàn)，以烘托儀慶場合或戰(zhàn)爭場面的氣氛。涉及鳥圖案為裝飾的，有旂、旌、旟三種。《爾雅•釋天》曰，“有鈴曰旂”，孫注，“鈴在旂上,旂者畫龍”，“旂”是在竿頭上懸鈴、在帛上畫龍的旗幟。這里所懸的鈴，往往是鳥首的鸞鈴，如“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小雅•采菽》）。“旌”是以羽毛裝飾的旗子，又稱“麾”或“綏”，《說文》解釋為：“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從㫃生聲?！?nbsp;所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小雅•車攻》），所指的就是這種羽毛裝飾的田獵旗幟?！皵笔菍ⅧB隼的形象繪于旗面之上的旗子，《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旟”，取鳥隼疾飛、迅猛、成群的特點，以鼓舞士兵作戰(zhàn)士氣，因此軍隊出征、貴族田獵常常建旟。例如《小雅•出車》記載周宣王討伐玁狁勝利，頌揚了統(tǒng)帥南仲的赫赫戰(zhàn)功，有“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句；又如《大雅•桑柔》描繪了周厲王時期戰(zhàn)亂頻仍史事，使用“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作為開端，使亂世兵革災禍之景仿佛近在眼前。 

二、以鳥為飾的車馬和舞蹈

    鳥羽是鳥身上最具裝飾性的部分，也可以視為鳥的一種象征，在《詩經(jīng)》中，凡是鳥羽出現(xiàn)的地方，都與儀式性的場合有關。

    在《詩經(jīng)》時代，車馬既是貴族的出行工具，也是禮儀用品，更是重要戰(zhàn)爭裝備，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十分常見，在《詩經(jīng)》中大量出現(xiàn)對車馬裝飾的描寫。由于單人騎馬技術是在馬鞍和馬鐙出現(xiàn)之后才廣為流傳，周代沒有馬鞍和馬鐙，單人騎馬的實用價值不高，《詩經(jīng)》中所提到的馬，一般以四馬一車的形式搭配在一起使用。

    《詩經(jīng)》中描寫的馬車，經(jīng)常使用鳥飾或鳥羽，以達到裝飾效果?！缎l(wèi)風·碩人》記述了齊女莊姜嫁給衛(wèi)莊公時的盛大場面，齊女莊姜出身顯貴世家，寶馬香車，儀態(tài)萬千，遠道盛裝而來，詩全用賦法，反復鋪陳其盛飾、鬒發(fā)、華服，容貌，形成了場面宏大，氣氛熱烈的效果。詩中描寫莊姜乘坐的馬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毛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釋車；茀，蔽也”。茀是車上起遮蔽作用的部分，婦女乘車不可示人，故所乘之車一般用茀。茀一般為竹制，如”載驅(qū)薄薄，簟茀朱鞹”是也，這里的茀為翟羽組成，突出了婚禮場面的隆重以及衛(wèi)夫人莊姜的聲勢烜赫。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人君之朝，皆用翟夫人正禮”，可見以翟羽作車茀是國軍嫡夫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到了近郊正衣服車馬，以翟羽為車茀的實用性很低，使用翟羽大多是出于禮儀的需要。

    鳥的形象也經(jīng)?；餮b飾性部件，成為車馬器的一部分，帶來靈動的美感。如“約軝錯衡，八鸞玱玱”（《小雅•采芑》），“百兩彭彭，八鸞鏘鏘”（《大雅•韓奕》），“約軧錯衡，八鸞鸧鸧”（《商頌•烈祖》）等。鸞是鳳凰的別名，《說文》：“鸞，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庇捎邴[的鳴叫聲音清脆悅耳，車上的鈴鐺往往做成鸞首形，稱為“鸞鈴”。鳥形也見于車飾的其他小部件，如“輶車鸞鑣，載獫歇驕”（《秦風•駟驖》），鑣是馬銜露在馬嘴外面的部分，這里描寫了秦國國君出獵所乘車馬的細節(jié)，贊美了射獵的英武和從容之態(tài)。

    舞蹈是《詩經(jīng)》時代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往往傳達特定的含義。有些在宮廷場合表演的舞蹈以羽毛為道具。例如《邶風·簡兮》描寫了衛(wèi)國宮廷的大型舞蹈”萬舞”的宏大場面，萬舞分為“武舞”和“文舞”兩個部分，武舞主要表現(xiàn)田獵、戰(zhàn)爭主題，舞者或持干戚，或駕戰(zhàn)車，孔武有力；文舞則表現(xiàn)禮樂主題，“左手執(zhí)龠，右手秉翟”，舞者左手持龠，右手持鳥羽，體現(xiàn)祥和安樂；孔子云，“文質(zhì)彬彬”，其之謂也?！锻躏L·君子陽陽》描寫的是平王東遷以后，周王國內(nèi)部政事廢弛，樂工追求安逸的生活態(tài)度。“君子陶陶，左執(zhí)翿，右招我由敖”，鄭箋“舞者所持，謂羽舞也”，朱傳“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東周王國雖失去了實際上的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其禮樂仍然沿襲天子舊制，執(zhí)翿而舞有可能是較高級別才能夠享用的樂舞形式。

    除了等級性質(zhì)分明的宮廷樂舞之外，持羽而舞的現(xiàn)象還出現(xiàn)在巫祀活動中。在《陳風·宛丘》中，有“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的詩句。陳國地處偏南，受楚風好巫文化影響，加上陳統(tǒng)治者好觀巫術，陳國人多信巫祝之術，保留了較多的上古巫覡遺風。毛傳，“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此詩描寫女巫師手執(zhí)白色鷺羽翩翩起舞，采用疊句寫法，表現(xiàn)巫祝場面無論寒暑，氣氛同樣熱情洋溢，體現(xiàn)出《詩經(jīng)》時代人們對于生命和活力的追求。

三、以鳥為飾現(xiàn)象的文化分析

    毫無疑問，以鳥為飾體現(xiàn)出的文化現(xiàn)象脫胎于先民對于鳥這種動物的自然觀察和以此為基礎的文化觀念。在先于《詩經(jīng)》時代的社會中，鳥的意象曾經(jīng)與部落文化的起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如《商頌·玄鳥》開篇首句用“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記錄商族的起源，就是將自己的女性祖先與鳥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最初記憶?！对娊?jīng)》中出現(xiàn)的明確的將鳥圖案繪制在衣服上或使用鳥羽作車馬裝飾的實例全部是女性貴族在禮儀場合的表現(xiàn)，且女性貴族的身份是諸侯國國君的嫡夫人。某種程度上，《詩經(jīng)》時代，鳥的文化形象承載了對于女性祖先的情感記憶——繁殖記憶和保護記憶。

     一方面，鳥的文化形象與男女情愛和種族繁衍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關聯(lián)，鳥的形象作為情詩的起興之句在《詩經(jīng)》中亦頗多，這種觀念也同樣地體現(xiàn)在固化的鳥的形象里：《小雅·無羊》贊頌了牛羊繁多的美好愿景，末句“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指夢到了繪有鳥圖案的旗子，預示著家族添丁進口、人丁興旺。另一方面，鳥的文化形象還象征著勇氣、信念等文化觀念，取鳥隼疾飛、迅猛、成群的特點，這解釋了鳥的形象出現(xiàn)在田獵、戰(zhàn)爭場合，作為重要的車馬裝飾、旗幟圖案，側(cè)面烘托將士孔武有力，軍容齊整等精神面貌。

    基于以上兩點對于鳥形象的化觀念，以及一些其他的證據(jù)，學界一直存在”鳥圖騰”的觀念商榷。筆者認為，就圖騰所要求的必須特征而言：第一，中國詩經(jīng)時代已經(jīng)進入了比較成熟的國家形態(tài)，時間上晚于圖騰所應該盛行的母系氏族社會時代；第二，圖騰崇拜需要相應的圖騰禁忌，中國《詩經(jīng)》時代沒有體現(xiàn)出對于鳥類的任何的語言禁忌或飲食禁忌，在婚姻六禮中甚至兩次提到射殺大雁作為必不可少的禮物，也沒有出于崇拜需要豢養(yǎng)或埋葬任何一種鳥的實例。因此，其他民族的圖騰崇拜現(xiàn)象與華夏先民對鳥的文化形象有現(xiàn)象上的相似之處，但《詩經(jīng)》的創(chuàng)作基礎不能以“鳥圖騰”來概括。

    總而言之，《詩經(jīng)》中體現(xiàn)的鳥的文化形象更多地是基于對于鳥形象模仿從而形成的相對統(tǒng)一的共同觀念，這種觀念是華夏民族最初形成的認同感的一部分，這種認同感的記憶痕跡在《詩經(jīng)》時代保存在了女性的禮儀規(guī)范中、車馬部件中，旗幟裝飾中，在《詩經(jīng)》章句中，散發(fā)其原始力量和獨特精神。這種理性和激情的恰到好處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詩經(jīng)》獨特的魅力所在。

注釋：

①李也貞、張宏源、盧連成、趙承澤：《有關西周絲織和刺繡的重要發(fā)現(xiàn)》，《文物》1976年第4期，第60—63頁。

②揚之水：《詩經(jīng)名物新證》，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367頁。

③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7頁。

④主要參考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中提出的關于圖騰禁忌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