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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魯迅關于生死的探究

作者:中州期刊來源:原創(chuàng)日期:2012-01-18人氣:4518
摘要:魯迅在他的“彷徨時期”非常集中的討論生死問題,這不是偶然的。筆者試圖通過魯迅與其時代特征的分析,梳理魯迅如何走上思考生死問題之路,揭示出魯迅探討生死問題背后的邏輯與他思考這個問題的思想深度,并指出魯迅也許并不僅僅觸動到了近代中國人的命運,甚至觸及到了整個人類的精神狀況。

關鍵詞:魯迅  現代性  死亡

Abstract:It is not incidental that Lu Xun discussed intensively about life and death in his hesitation.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Lu Xun and his times, demonstrate how he turns to think about the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reveal Lu Xun’s logics behind his discuss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his depth of thinking about the matter. Besid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Lu Xun not only touches the Chinese destiny of Modern China, but also the spirits of the whole humanbeings.

Key Words: Lu Xun    Modernity   Death

魯迅與生命、魯迅與死亡的問題已經討論的太多了,在這個問題上還能談些什么呢?筆者以為很難。然而,魯迅與生命、魯迅與死亡的問題是不是就“說完了”呢?筆者同時又認為是否定的,魯迅是說不完的。正因為如此,筆者還要試圖在魯迅那里找到可以說的東西,這既是魯迅自身的豐富性所決定,也是當我們的時代面臨諸多新問題時的必然選擇,我們必須回到魯迅,以及回到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那里,在他們的思想中獲得滋養(yǎng),以啟發(fā)我們去關照我們自己的時代與時代的精神狀況。

當筆者今天試圖再來討論魯迅關于生與死的探究的時候,我們不難想到,生與死的問題,不正是當時西方思想界所討論的中心話題嗎?無論在文學層面,還是在哲學層面,生命、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死亡的沉思……都是那個時代的主題。因此,筆者今天的討論,就是試圖將魯迅放在一個更大歷史空間中,重新展示魯迅作品中生與死,希望能夠有新的發(fā)現。

一、魯迅與時代

魯迅最有名氣、最有影響的作品與作品集早已耳熟能詳,婦孺皆知。但是,當人們開始認真的研究他的時候發(fā)現,魯迅與新文化運動時代的文化戰(zhàn)士是非常不同的。魯迅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發(fā)表《狂人日記》正式參加到新文化運動當中,也就說周樹人正式成為魯迅的時候,魯迅已經38歲,比起那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魯迅已經很“老”了,這也不僅僅在說他的年紀,而是說魯迅思想的深刻性、徹底性已經將闖將們完全的拋在了后面,似乎也可以說周樹人早就為成為魯迅準備好了一切,這絕不是溢美之詞。因為,當我們反觀魯迅早年在日本作的幾篇重要的論文就可以明白的看到,那時的魯迅的思想水準已經相當成熟。

1907年,作《文化偏至論》,魯迅27歲。此文開篇劈頭便說:

“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于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挖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p>

一語點出中國文化思想界、乃至政治經濟領域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曰,抱殘守闕,其下場不過自取滅亡;二曰,全盤西化??墒?,在1907年,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所謂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在甲午一戰(zhàn),灰飛煙滅,所謂只學西方的技術不夠,還要學西方的政治制度,其表現便是“戊戌變法”,其結果也無非是改良君子人頭落地。而后,梁啟超東渡日本,開始鼓吹“新民”,算是開啟了國民性批判、文化批判的先河。對于異常敏感與冷峻的魯迅,怎么會無視這一切呢?然而,他并不是在混亂的思想中,簡單的提出自己的判斷,而是反求于歷史,這是魯迅習慣的方式,他立足中國現實結合歷史,得出結論:

“蓋今所成就,無一不繩前時之遺跡,則文明必日有其遷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則文明亦不能無偏至。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fā)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p>

這樣,一方面抨擊了歷史虛無主義與文化虛無主義,又提出了與中國歷史“吃人”傳統(tǒng)相反的“立人”的主張;既抨擊了所謂的器物層面式的“洋務”,強調人的精神素質——“掊物質而張靈明”,又抨擊了所謂制度層面的“民主”——“任個人而排眾數”。不管魯迅運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他思想的核心都是——“立人”。能夠在20世紀初,提出這樣深刻的主張,是偶然的嗎?顯然不是。

魯迅在日本巧遇 “尼采熱”,尼采思想在日本大肆傳播,影響巨大,尼采被看作是“文化的批判者”,他批判西方文明、批判國家、批判科學、批判自由平等、批判基督教……今天我們知道,黑格爾死后,西方近代哲學窮盡了一切可能性,陷入深深的危機,哲學的危機一方面來自于哲學本身的演變發(fā)展過程中,同時,哲學的危機其實又是西方人的危機、西方社會危機在思想中的反應。西方文明在經歷近代科學進步與啟蒙之后,理性被推上神壇,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滲透著理性,社會生活徹底的理性化,或曰被理性安置。個人變得無足輕重,個人的情感、信仰、志趣……只要通不過理性法庭的審判,通通被宣布為非法。理性的典型表現——科學,此時幾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詞,而科學技術不斷發(fā)展的結果是所謂理性成為工具理性,理性淪為欲望的工具,而其本身卻似無頭蒼蠅,四處沖決……這種惡劣的現代性病癥,豈會是敏感的思想家無視的?無論是西方現代哲學的先驅叔本華、祁克果……還是后來的尼采、柏格森、狄爾泰、胡塞爾、海德格爾……都在各自不同的論述方式中,將現代性的問題徹底的暴露出來,并加以無情的批判。且不說西方思想家,就連中國的梁啟超到了歐洲之后,也注意到了這點,他說:

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的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要憑他的試驗發(fā)明個宇宙大原理。卻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說,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異,今日認為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底樹不起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樂利主義強權主義越發(fā)得勢:死后既沒有天堂,只好盡這幾十年盡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手段來充滿我個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度率,總不能和欲望的騰升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強食!……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么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后腳的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干什么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墻面保持。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fā)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

這無疑抓住了西方文明虛無主義的表現。西方文明陷入了深刻的危機——“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蔽鞣轿拿魇チ朔较?,“科學·理性”只負責人們不斷的加速的向前,卻不知道這個“前”指向何處以及為什么向前。意義缺失了,欲望成為“科學·理性”背后的真正動力。尼采看到了問題,他瘋狂的批判,他提出“強力意志”(der Willer zur Matht)試圖克服虛無主義,他熱情洋溢的言說顯然感染了青年魯迅,魯迅宣揚尼采思想中的個人主義成分,肯定人的意志與熱情,正如在《狂人日記》最后,魯迅的吶喊 “救救孩子”之前,狂人反思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真的人”、“真人”是魯迅所一直所呼喚的,不管是早期那個簡單相信進化論的魯迅,還是后來對青年不太信任的魯迅,“真的人”、“真人”、“魏晉風度”一直是魯迅所崇仰的。他所要立的,與他所希望立的,就是“真人”,就是有真性情的,敢做敢當的,讓自己成為自己的大寫的人。

二、“立人”問題及其他

魯迅在現代文明的進展與中國歷史的巨輪中,產生了一大堆的問題,“吾將上下而求索”,在日本,魯迅從尼采那里,或者說魯迅在以尼采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反思現代性、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那里吸收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同時形成了以“立人”為核心的思想,一方面是回應已經蔓延到東方的西方文明,一方面是回應中國的現實。

 “立人”的確是個好字眼,立什么樣的人,是個很好回答的問題,因為那是一個目標的設定,魯迅呼喚的“真人”也是一種。但是,如何“立”呢?憑什么“立”呢?“立人”的動力在哪兒呢?這一系列問題映入眼簾。

早年魯迅認為對本民族的自豪感,似乎可以成為“立人”的動力。1903年魯迅寫下了:“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句子。同樣在1903年發(fā)表的《中國地質略論》中,魯迅說:

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兮!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扇萃庾逯芯浚蝗萃庾逯顡?;可容外族之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魯迅對中國有著深刻的批判,然而,須知這深刻批判之中包藏著多深的愛,非如此,魯迅便寫不出這樣的文字。魯迅這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首先成為他要主張“立人”的動力。

可是,到了“吶喊”的前夜,魯迅似乎猶豫了,魯迅百無聊賴——“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他對前來求助的錢玄同說了那個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他似乎已經不是那個能夠在日本寫文章、辦雜志,呼吁改變中國人精神的人了,他以為他所做的,皆是無用,而錢玄同等人所做的,也無非是“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38歲的魯迅,曾經想要立人,這時卻連自己都立不起來。思前想后,他說:“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庇谑?,他出來吶喊,他加入到《新青年》的隊伍當中。然而,既然是吶喊,就只能是助威者,并非沖鋒者,魯迅自己也說:“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毙挛幕\動高潮過去之后,曾經的沖鋒者,各奔東西了,一些人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一些人參加了國民黨的革命、一些人犬儒、一些人沉淪……作為吶喊者,魯迅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所謂“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9月到1926年1月期間,魯迅的肺病發(fā)作,而且這次的病發(fā),幾乎讓魯迅提前十年去世。他本人卻在這前后,開始探討生命與死亡,他似乎覺得只有在這種“不以嚙人,自嚙其身”中才能發(fā)現生命的意義,而只有生命的意義才能使他發(fā)現“立人”的根基。

魯迅在反復的掙扎、解剖中,他給出了一個似乎讓人吃驚的答案:死亡!

唯有死亡才能證明生命的存在,才能賦予生命的意義。于是,他有些癲狂的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有人以為這是“典型的魯迅式的思想”其實不然。我們不妨跳出魯迅,來看看和“彷徨時期”的魯迅幾乎同時的大哲海德格爾對死亡的存在論闡釋。

海德格爾繼承了現代哲學先驅對現代性的批判,并由存在問題直接突入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怎么樣看待人。以此在(Dasein)的生存——即作為此在式的存在者(即人)的存在方式為切入點,展開了對現代人“沉淪在世”的生存狀況的批判,他說:

每人都是他人,而沒有一個人是他自身。這個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誰這一問題的答案。這個常人卻是無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處中又總已經聽任這個無此人擺布了。

海德格爾在生存論層面討論“人”(此在)的存在狀況,雖然,他經常強調這些論述跟倫理問題不相干,但是,我們分明可以讀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人不能成為自己,而成為他者。作為現代人,人們沉淪、混世,別人如何,自己便如何,加之現代傳媒的蓬勃發(fā)展,個人更是徹底的消失不見,“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判斷……”個性、個人完全的消解在“常人”(das Man)之中,喚回自己,讓自己成為自己,必然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尼采提出了超人,尼采的超人不是無所不能的好萊塢英雄,而是平庸、停滯、唯唯喏喏的反面,超人不是某個人,而是徹底將激情釋放、將生命升華、向庸眾宣戰(zhàn)、重估一切價值……在激情與狂放中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的人的目標,這人不是將要實現出來的,而是人應當不斷呼喚的。海德格爾認為要結束這種與“常人”混世的狀態(tài),必須喚回本真的存在。日常狀態(tài)中,人們逃避死亡問題,或沉溺于物,或消失于常人,然而,死亡不能被人代替,不能在他人的死亡中領會本己的死亡,因此,死亡真正是屬于個人的。此在(人)唯有在先行領會到死亡,此在(人)才能從沉溺于物和消失于常人的狀態(tài)中抽身出來,而這就是人的根本命運——向死存在,海德格爾說:“向死存在本質上就是畏”,而“能夠把持續(xù)而又完全的、從此在最本己的個別化了的存在中涌現出來的此在本身的威脅保持在敞開狀態(tài)中的現身情態(tài)就是畏。在畏中,此在就現身在它的生存之可能的不可能狀態(tài)的無之前。”此在在“畏”,它便領會到一切存在之可能性的終結,而唯有在領會到這種終結之時,“此在之可能的整體性”便徹底的以最本己的、最個別的方式暴露出來。唯當此時,生存之意義才凸顯。

三、魯迅作品中“向死存在”的演繹

小說《孤獨者》中,魏連殳與小說“我”的關系,筆者以為最引人遐思。小說開頭說:“我和魏連殳相識一場,回想起來倒也別致,竟是以送殮始,以送殮終?!边@里其實是將死亡問題開門見山的放置出來。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從一個旁觀魏連殳的人,走進了魏連殳的生活,并且與之建立起了某種精神的聯(lián)系。“我”與魏連殳一起苦悶、抽煙、喝酒、辯論、沉默……直至魏連殳的死亡,“我”再次成為旁觀魏連殳的人——“這回我會見了死的連殳?!边@樣一個回返往復的過程,凸現出來,“我”與魏連殳的真實關系——這根本就是一個人的自我反思。人作為人,有許多方面不同于動物,其中一點便是:人有自我意識。什么又是自我意識呢?其實,就是人可以將自己看做對象,作為一個旁觀者,看到自己、審視自己、批判自己、反思自己……

“我”與魏連殳,其實就是一個人。魏連殳的大哭,其實也是“我”的大哭;魏連殳的艱難,其實也是“我”的艱難;魏連殳的做顧問,其實也是“我”的做顧問;魏連殳的死,其實也是“我”的死。“我”與魏連殳的爭論,其實是“我”自己內心的獨白;“我”與魏連殳的沉默,其實是“我”自己獨白的間隙……魯迅正是在彷徨的過程當中,通過把自己推向另一面,讓“我”與魏連殳對立,開始做他自己艱難的反思與批判,并最后以一種荒謬的“死亡”將這個被自己推出去魏連殳終結。小說結尾處: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濕的路極其分明,仰看太空,濃云已經散去,掛著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彷徨·孤獨者》

在那種陰冷的氣氛中,受傷的狼的意象再次出現,將魏連殳荒謬的死亡和那種貫穿全篇的沉重徹底撕裂,當這種沉重幾乎讓人無法再擔起的時候,魯迅將筆鋒一轉,出現了在全篇中很難見到詞匯——“輕松”、“坦然”,并且在“潮濕的石路”上灑下了簡凈的月光,使那種“輕松”與“坦然”加倍的沖擊過來,將小說完結在這種與全篇完全不相符合的氣氛中。“我”為什么會“輕松”?為什么會“坦然”呢?結論并不那么容易得出。

《孤獨者》的故事與《在酒樓上》的故事很像——五四青年式的教員,最后成了教“子曰詩云”的教書匠,呂緯甫給的答案卻是:“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隨隨便便,……”這一方面似乎在說時代又在倒退,五四的轟轟烈烈到了最后,也無非是“子曰詩云”。然而,放在主人公呂緯甫身上,這就又是一種“死亡”。呂緯甫那句:“模模糊糊,隨隨便便”,讓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一個行尸走肉,就是一個死了的人。時代在高呼、吶喊之后,并沒有什么變化,而曾經一個鮮活的、充滿生氣的人卻如死人一般,這就恰恰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一樣,雖然魏連殳真的死了。《在酒樓上》的結尾,魯迅又做了怎樣的處理呢?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里。

《彷徨·在酒樓上》

與《孤獨者》的結尾相同,“我”都在走路,走一條與那個被推出去的“自己”相反的路——“我”與呂緯甫的道路是相反的,其實,“我”與魏連殳的道路也是相反的。呂緯甫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在污泥濁世中沉淪,并喪失自我,是“我”所不取的;魏連殳式的激烈的胡鬧、復仇,以至于自我消滅,也是“我”所不取的?!拔摇痹趯ふ乙粭l新的路,這又恰如《傷逝》的結尾處所道: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chuàng)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找一條新路是“彷徨時期”的魯迅的中心課題,他通過對不斷的自我剖析,通過讓另外一個自己“死掉”的方式直面死亡,讓死亡問題徹底的暴露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在經受身體與精神雙重的死亡折磨之下,真切的看到生命的意義,真切的看到自己還要活下去的意義支撐。這個時期的魯迅,在這樣的反復捶打以后,再也不彷徨了,他找到了“新的生路”,并且義無反顧,這是我們通過后來的魯迅所能見證到的,這里不再贅述。

四、結語:“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死亡”并不意味著結束,“死亡”意味著“新生”,這似乎又在不經意間暗示著魯迅早年試圖在日本辦的雜志的名稱——《新生》。于是,魯迅又鼓吹破壞:“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魯迅還要在死亡中找到生命的意義,要在死亡中找到生的理由,他偶爾也顯得茫然,死便是死,意義似乎僅僅在于證明自己“曾經存活”。《過客》中,過客接收著某種召喚,不斷的前行,得到的確實老翁“前面?前面,是墳”的回答,這似乎是暗示著死亡的召喚,然而,反過來看,因為有這死亡的召喚,才有之前那些不斷的、甚至是盲目的前行,人生似乎才有事可做。

魯迅關于生與死的探究,并非哲學式的,魯迅畢竟不是哲學家,他沒有一套一套的理論體系。然而,魯迅以其明銳的洞察,看到了人類的問題,并將這種現代人的虛無狀態(tài)用真切的文字描述出來。魯迅對現代人生存狀況發(fā)問的思想深度,也許他沒能自覺,因為,我們知道,魯迅一生都在為中國人寫作,為中國人思考,中國人的生存問題始終才是他關心的問題的焦點。但是,魯迅的思想深度,其實已經超越了中國人的運命,這也反過來說明,近代中國人已經深陷現代性的危機。西方人的“上帝死了”,他們陷入了精神的困境、生命的困境;而中國人千百年來賴以安身立命之本,也在近代解體,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又在何處?

魯迅同大多數思想家一樣,看到了問題,激烈的批判,卻不一定能開出解救的良方,這并不意味著思想家們的思考沒有意義。恰恰因為這些敏銳的思想家看到了問題,我們才能認清我們的時代的癥結,在思想家們的思想理路上面繼續(xù)前行,厘清魯迅思考問題的理路的目的便在這里。因此,筆者探討的問題與其說是:“魯迅關于生死的探究”,不如說是“為什么魯迅要去探究生死問題”,甚至可以說,魯迅探究生死的目的,也就是我們?yōu)槭裁催€要不厭其煩的研究魯迅的目的。

無往不復,“過去生命已經死亡”,過去的死亡被我們扛在肩上,指引著前進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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