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福爾摩斯小說初入中國譯介的時代性特征-文學論文

偵探小說源于美國作家愛倫·坡，第一篇偵探小說是他的《莫格街謀殺案》(1841)，第一個業(yè)余偵探形象是小說中的杜賓，最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是英國的柯南·道爾，最知名的虛構(gòu)偵探形象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目前研究得出偵探小說最早進入中國的時間是1896年（中國光緒二十二年），刊于《時務報》第一冊，名為《英國包探案訪喀迭醫(yī)生奇案》。至此以后，偵探小說在中國一直長盛不衰，80年代以后，翻譯偵探小產(chǎn)大量出版，達到了一個高潮，此后仍不斷再版，是我國翻譯通俗小說的一個主要勢力，對偵探小說影響很大。
19世紀末，甲午戰(zhàn)敗，民族危難，中國處于一個動蕩的大轉(zhuǎn)折時期，興起了一個“自強保種”的維新運動，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借取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對國家和民族命運進行深刻的人文思考，并以報刊為宣傳媒介對國民進行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涤袨椤⒘簡⒊任煨缇S新人物通過他們所辦的《中外紀聞》、《時務報》等報紙宣傳“民權(quán)”思想，這一時期的報刊對社會底層民眾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人文關(guān)懷。
此時中國正處于第二次翻譯熱潮時期，大批的外文圖書資料涌入中國，這些被翻譯介紹到中國的外文作品具有很強的時代性特征，福爾摩斯系列小說進入中國尤其具有這個特征。首先，小說被譯介的時機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福爾摩斯出世于1891年，當時在英國的刊物《海濱雜志》上登載之后便受到熱烈的追捧，成為風行一時的英雄人物。以梁啟超等人為首的一批維新派的目的是宣傳西方的政治思想，借助文學來教化當時的中國民眾，而名氣最為響亮的福爾摩斯便成了他們的第一選擇，于是來到中國的福爾摩斯帶有了宣傳西方人文主義思想，開化民眾，倡導革新的新“任務”。
其次，翻譯語言具有時代性特征。福爾摩斯小說初期在中國的接受群體并沒有真正根植到大眾中，經(jīng)過翻譯的小說接受者只限于識字看報的人，糾其原因，白話文運動之前的文學仍然處于言文分離的尷尬境地，它不同于中國自身成長起來的小說，本土小說起源于話本、擬話本小說，本就是先口傳后文記的作品，有著廣泛的群眾，而翻譯小說是由知識份子譯介過來的，它的語言較為艱澀一些，帶有當時文字全白或半文半白的特點。其中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在《時務報》第六冊開始連續(xù)刊載《英包探勘盜密約案》后，第九冊開篇有一句話“身披黑色一口鐘”，英文原作內(nèi)容為“achurch-clockdown”，意思是肩上披著一件黑斗篷。在我國小說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用“一口鐘”來描寫類似斗篷的衣物，如《西游記》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強欺正法心猿顯圣滅諸邪中一句“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正是指一件衣物。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張坤德的翻譯十分精妙，是符合當時語言的時代性特征的。
再次，譯者具有很強的時代性特征。對翻譯人員的要求主要是他的外語水平和再創(chuàng)作的水平，我國第二次翻譯熱潮的譯介者以第一批留洋學生為主，再加上因家庭貧困到外來傳教士開辦的免費的教會學校上學而學到一門外語并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和極少數(shù)自學成才擔當翻譯人員的外語愛好者。這些翻譯人員大都關(guān)心時事，不滿于國家落后的現(xiàn)狀，希望借助外國文學作品的宣傳來倡導其政治思想。他們在選擇翻譯作品時以國際時事政治新聞、評論為主，偵探小說以其新穎的敘事方式，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受到了譯介者的青睞。另外，當時《時務報》的辦刊宗旨是“廣見聞，免夜朗自大”，以求新，求變而獨樹于報刊界，譯介者在選擇外文小說翻譯的時候，也會更傾向于福爾摩斯小說。
最后，被接受者具有時代性特征。小說在中國歷來是茶余的消遣讀物，這個現(xiàn)象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后才得以改變，逐漸成為登堂入室的文學作品。由于國難當頭，民族情緒高漲，讀者們對時事政局，國際形勢也是迫切關(guān)注，這使得福爾摩斯小說成為維新派介紹外國人文思想和社會風情的一個窗口。而《時務報》引進介紹偵探小說來到中國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前，當時還沒有興起白話文運動，此時被翻譯的福爾摩斯小說并不是大眾讀物，真正會看并接受的人僅僅局限于開明人士，有維新傾向的人，接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分子和維新派，是并不“通俗”的通俗小說。
從福爾摩斯初入中國至今已一個世紀有余，由于種種原因，福爾摩斯深入人心真正成為通俗小說流行于中國，并受到愛好者們的大力追捧的時代是在八十年代小說重新被譯介到中國之后。擺脫了當時作為教化工具的身份，福爾摩斯小說以更為鮮活真實的形象作為最偉大虛構(gòu)私人偵探存在于當代讀者們的心中?；仡櫼粋€多世紀以前的偵探小說初入中國時被翻譯的“面目全非”樣子，可以窺探當時翻譯作品的獨有的濃厚的時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