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李娃傳》與《霍小玉傳》-文學論文

　　《李娃傳》中妓女李娃與望族士子鄭生起初相愛,后來卻與老鴇合計將鄭生拋棄,人財兩空的鄭生就此淪落街頭。錢財散盡的鄭生以唱挽歌謀生,其間被其父認出,鄭父怒其有辱家門,憤怒鞭打鄭生,后以為鄭生已死便棄之而去。孰料鄭生并未死去,傷痕累累的他淪為乞丐,在乞食時偶然與李娃重遇,李娃不顧老鴇阻撓,毅然贖身陪伴鄭生。在李娃的幫助下,鄭生最終考取了功名,與父親重歸于好,而李娃也得到鄭家的認可,更以妓女身份獲朝廷封賞為 國夫人。《霍小玉傳》講述了淪為妓女的閨秀小姐霍小玉與士子李益的愛情交往。霍小玉傾慕李益已久,在他人牽線搭橋之下,兩人相識并且交往,十分恩愛。其間霍小玉有感于自己娼妓身份,無法與李益結成婚配,便要他承諾再相伴八年即可,早已做好犧牲自己愛情的打算。李益起初應諾,誰知授官之后,卻答應其母的要求,即刻迎娶表妹盧氏,絲毫沒有反抗,并且從此隱匿不見小玉。小玉思念成疾,多方打探只求一見,李益終不肯往,最后被他人施計逼其前往。相見之時,霍小玉憤怒指斥負心的李益,繼而痛心號哭而氣絕,而李益也終日生活在小玉死亡的陰影下難獲安寧。

　　確實,我們通過閱讀故事梗概,會感慨及同情霍小玉的悲涼遭遇,斥責李益的薄情負心,為霍小玉的犧牲悲傷惋惜;另一方面,會對鄭生和李娃波折的人生和情感最終得到圓滿備感欣慰。一則是金榜題名、夫妻和美、光耀門楣的大團圓結局,一則是以女主人公為情憤恨而死、男主人公惶惶不可終日的結局收場,這兩篇作品展示了不同的故事結局,似乎顯示出二者各自不同的寫作意圖。然而仔細對比閱讀之后,本文以為,這兩篇作品通過講述不同的故事,卻表現出潛在一致的敘述主基調:時代制度鉗制下無意識感的人生軌跡及命運悲歌。悲劇的主人公不僅僅是霍小玉和李益,李娃和鄭生亦在其中,甚至包括鄭父。所有個體都必須在整體社會制度下存在,二者無法剝離,而由于唐代社會特質造就的特定制度力量下對個體命運軌跡的強制規(guī)定和固定分配,一方面造就了妓女與士子的悲劇人生;另一方面又使得他們無意識地沿襲制度既定的軌跡完成各自的人生,無法認清悲劇命運的根源,甚至相互加以戕害。

　　首先,唐一代雖然社會風氣較為開放,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等級制度卻始終根深蒂固的存在,婚配制度仍舊講究門當戶對,并且政治聯(lián)姻的做法相當普遍,婚配關系更包含著士子對于利益聯(lián)姻的追求。士子熱衷功名,功名的考取亦是他們將來進行政治聯(lián)姻以形成利益聯(lián)盟的資本?；粜∮耠m為霍王庶出之女①,與李娃同樣是娼妓身份,從一開始,她們與士子的愛情交往就已經注定不會有美滿的結局。對于這種情況,雙方似乎彼此早已有共識,轉而默認社會規(guī)則在這方面的規(guī)定有效性及合理性,并主動迎合制度規(guī)則的要求。所以,李娃在鄭生考取功名之后便主動對其說:“……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②明知如此,仍舊陪伴交往,縱然傾慕之深,卻也抵擋不過強大的制度機器,而在自然天性上,她們對愛情的追求向往又于心不甘,卻也只能在制度規(guī)則許可的范圍內做盡可能的妥協(xié),而不能與之決裂。于是,與李益還處在極歡愛時期的霍小玉,便已戚戚然地要李益如此許諾:“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愿畢此期,然后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便舍棄人事,剪發(fā)披緇,夙昔之愿,于此足矣?！?/p>

　　其次,唐代文士喜好與妓女交游,進而衍化成為一種社會潮流風氣,許多唐人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與妓女交游的記述,如此一來,士子選擇與妓女交往自然難免會有追逐潮流之舉。當然,士子與妓女的交往各有不同情況,久而久之,逢場作戲等淺薄之舉亦在所難免,某些士子追求妓女甚至難免有標榜“文人風流”的意味。此時的妓女身份儼然擁有了某種符號意味,仿佛無法擁有便代表了士子身份的不完整,這樣的社會風氣使得李娃們和霍小玉們的悲劇角色在這里又一次被強制設定,畢竟妓女與士子的愛情交往能夠得到圓滿結局的是少之又少。

　　更進一步來說,封建社會并不主張個體自由,非但是不主張,甚至是極端壓制的,個體通常淹沒在家國整體概念中,強調的是一味的服從。當兩者發(fā)生矛盾時,往往以維護家國利益為最高要求,必要時甚至以犧牲個體來完成。對于制度強制的人生軌跡安排,士子和妓女都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默契,遵守各自的角色分配,甚至以彼此都心照不宣的自知之明來服從。李娃幫助鄭生考取功名后的自覺離開,以及霍小玉和李益八年相伴承諾的相互默許,無一不是如此。士子和妓女是悲劇的受害者,同時又無意識地充當著各自愛情和人生悲劇的劊子手,間接地扼殺了自己的愛情和人生。

　　因此,不論是霍小玉,還是李娃,她們都無力掌控個人的命運,在時代制度的鉗制之下,她們總是第一時間主動選擇犧牲自我,迎合制度規(guī)則的強制分配,扮演著主動的受害者?；粜∮竦纳硎澜洑v及被無情拋棄固然是徹頭徹尾的悲劇,而李娃作為妓女,一開始只為錢財,相處之后逐漸對鄭生情意甚篤,然而錢財散盡的鄭生卻為老鴇倦怠,進而施計將其甩掉,沒有人身自由的李娃,不得不服從老鴇的指揮,合伙欺騙鄭生,李娃自然發(fā)展的人性被無情的扭曲和摧毀,這同樣是悲劇的人生。直到后來重遇淪為乞丐的鄭生,李娃毅然與老鴇決斷,李娃的形象才開始閃耀光輝,遺憾的是這種光輝轉瞬即逝,并且這種人性復歸多少帶點自我救贖的意味,“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④,如此話語使她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時更折射出對無力掌控自身命運的不安,制度的鉗制力量可見一斑。李娃其后救治了遍體鱗傷的鄭生后,便一心專注于讓鄭生考取功名,并由此得到鄭父的挽留和接納,才可登堂入室,作者還頗費心思地加入了“靈芝產于倚廬,白燕數十,巢其層薨”⑤之說,在一定程度上沖刷了李娃妓女身份與鄭生聯(lián)姻不合常規(guī)的痕跡,從而獲得制度機器的認可。以霍小玉、李娃為代表的這部分女性群體,其存在的合理價值依賴于制度機器的規(guī)定和認可,其自我意識禁錮在專斷的社會制度之中而無法反抗,以致最終異化成為無意識的主動迎合,這是萬般無奈的悲哀。

　　妓女命運如此,士子同樣難逃制度的牢籠。在男權社會里,鄭生們和李益?zhèn)儾⒎鞘侨缋钔薜燃伺话愕娜鮿萑后w,他們擁有更多的主宰權。但從故事來看,他們實際上卻是一群“偽主體”,是制度操控下的僵硬機器。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之下,鄭生和李益的行為不乏隨波逐流的嫌疑,缺乏行動的目的性和承擔責任的主動意識。但歸根結底,在時代制度的控制之下,他們也只不過是喪失了主體主動選擇權的木偶,他們的人生道路是既定的“被安排”。兩人的人生軌跡大致是雷同的,都在圍繞科舉功名這根中心指揮棒旋轉,不論與妓女的愛情如何收場,不論生活的風波如何演變,人生最終必須回歸功名考取,他們的人生價值也只是以功名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這是制度為他們規(guī)定的既定軌道。試問鄭生最后若不是成功考取功名,又如何能得到家族的重新接納?由制度機器形成的沉重壓力將他們都變成了情感及人性缺失的麻木人,鄭父便是他們的極端代表,跟長久杳無音信的親生兒子重逢,竟然只會怒其有辱家門而對其冷血鞭打,以致鄭生差點死去,絲毫沒有父子間人倫常情,不能不說是悲劇的人生,他們是害人者,更是受害者。

　　由此看來,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之下,妓女與士子的愛情以及他們的人生命運從一開始便注定了其悲情的主基調,個體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非但是沒有反抗,反而是以犧牲自我個體人生的方式來成全了體制的安排。故而,在這樣基調下寫就的《李娃傳》和《霍小玉傳》分明就是同樣的悲劇,徹頭徹尾的悲劇,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悲劇的受害者。從二者的情節(jié)安排來看,則恰好從兩種不同方向寫盡了僵硬制度的戕害,作品中的人物,亦是當時現實生活中人群的影射,他們既作為受害者,又無意識地主動迎合制度機器強加的操控和設定,可謂是可悲可嘆又可哀可憐。

文章來源于《名作欣賞》雜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