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領導干部應具備的幾項法律思維

法律思維又叫法律思維方式，是指在決策過程中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決社會問題的習慣與取向，它是一種思考模式或叫思維方式。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行為，在當今的法治時代，領導干部的決策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很可能會涉及到公民或公共權益，因此必須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行政法治思維方式融入行政領導的行政管理活動之中。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十分熟悉和善于運用法律，具備一定的法律思維。筆者認為現(xiàn)代領導干部應當具備如下幾項法律思維： 一、現(xiàn)代領導干部應具備法律至上的現(xiàn)代法治思維 法律至上就是法律最高，反對的就是權大于法。權大于法的根源就是人治的思想的存在。費孝通曾說過“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于人和法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所用的力量所依據的規(guī)范的質”。人治實質是個人的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個人的權威超越法律的權威。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治也不是一無是處。因為民主有時侯意味著程序復雜，拖延時間，不能夠快速執(zhí)行領導的決策，甚至是貽誤時機。而人治所帶來的權力高度集中則會以最快的速度落實領導旨意，產生巨大的時間效益。因此必然會對許多領導干部產生巨大的誘惑。而法治則要求決策的執(zhí)行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所賦予的權力，所規(guī)定的程序執(zhí)行命令。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對領導集權的限制和結構。使得決策的執(zhí)行受到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所以很多領導干部更傾向于人治。很多領導干部陷入了人治的困局中來。然而這種思維圍城很可能導致領導者權力的過分集中，最終侵犯到公民的權利。 而這從思維領域上看恰恰是思維定勢的表現(xiàn)。所謂的思維定勢是指“在人們頭腦中存在的關于某一類問題的固定看法，它是主體進行思維活動時產生的一種心理準備，按照固定的看法對當前的對象進行認識和判斷進而做出行為選擇，它使得主體關注思維對象的特定方面，而忽視了思維對象的其他方面”。思維定勢作為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既有積極地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積極地作用就是當一個問題出現(xiàn)后，當事人會快速的聯(lián)想以前的類似事件，將前后兩個事件進行對比，將對前一個問題的解決經驗運用到之后的問題上來。將一個陌生的問題轉化為熟悉的問題，縮短了問題的處理時間。但是，正是這種習慣性的思維帶來了一定的消極作用。那就是思維定勢具有趨向性和巨大的慣性。當問題出現(xiàn)時總是不自覺的用頭腦中已有的思路思考問題。從而限制了當事人的思維空間，無法全面的思考，無法從不同的視角思考問題，阻礙了思維的創(chuàng)新。比如說，法律上有句法諺“法無授權不可為，法不禁止即自由”。對于行政機關來說，應當遵守的是前半句，“法無授權不可為”只要法律上沒有明確授予權力的就是嚴格禁止行使的，更不能侵犯他人的權利。而對于公民來說，只要法律上沒有明確禁止的都可以行使。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領導干部習慣于人治的高度集權思維定勢的束縛，認為只要法律上沒有禁止行使的權力，都是屬于自己的，自己都可以行使。結果是在工作中超越了自己的權限范圍，自認為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一切都是為了國家、為了百姓著想，結果是越俎代庖，侵犯了相對方的權益，卻還不自覺。因此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法律思維，在法律的授權范圍之內，按照法律的程序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要堅決的屏除人治的思想。 二、現(xiàn)代領導干部應具備權力有限的法律思維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公權力與私權利資源在不同階層按不同方位排列組合的歷史，目前我國的權利（力）狀況是公權力強、私權利弱、公權力經常侵犯私權利，公權力面對法律表現(xiàn)出來的傲慢是公眾最為詬病的現(xiàn)象。憲法的核心和最高價值，是制約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無限制的、被濫用的公權力，有悖于憲政原則和法治精神，有損于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勢必導致對私權利的恣意侵犯。建設法治政府的第一要義是保障公民的權利。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與野蠻行使必將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權益。因此要保障公民的權利，就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建設“有限政府”。建設有限政府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對公權力的限制。一方面，作為現(xiàn)代領導干部應明確公權力是有限的，要明確知悉權力范圍，嚴格在范圍內行駛權力。另一方面，應通過一定的措施，使得政府部門權力更加量化和數(shù)字化，權力內容更明晰，流程更透明和規(guī)范。從而便于外界對其監(jiān)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