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治理背景下數字形式主義問題的生成邏輯與破解路徑

隨著信息技術與公共行政和社會治理的高效融合，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決策者的理性能力。但對技術的過度依賴也產生了過度數字化的基層社會留痕管理、載體依賴、和虛擬政績等數字形式主義問題。具體表現為各種評比、拉票、宣傳，開發(fā)各種更新滯后、功能相似的政務網站和軟件等。背離了技術治理的初心，阻礙數字政府的進一步發(fā)展，成為數字政府轉型和基層減負成效甚微的深層次難題。

一、數字形式主義問題的生成邏輯

（一）橫向競爭與壓力體制的傳導

壓力型體制的運作邏輯是通過將任務數量化分解，以層層發(fā)包的方法，將任務分配到下級機關。隨著數字技術和電子政務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面對面迎檢由線下轉為線上，下級部門在資源競爭的情況下往往會自我加壓，這通常體現在臺賬、報告、材料的完整度和提交的時間前后，政務網站的建設、發(fā)文、圖片的數量多少等問題上的不良競爭，增加了基層工作者的負擔。

（二）工具依賴與技術萬能的誤區(qū)

社會問題錯綜復雜，涉及面廣，也充滿了很多偶然性、隨機性和不確定性，而針對許多結構性、制度性、個人性方面的問題，并不能僅僅借助于會議的次數、軟件的注冊量、公眾號的關注量等數字化任務來衡量和解決。數字技術只是治理實踐的輔助工具，并非萬靈之藥。具體運用何種技術、如何運用及其在治理體系中的角色，都是復雜且需要深度考察平衡的問題。

（三）實際需求與管理理念的錯位

大量功能相似的政務網站系統(tǒng)建成之后，內容更新慢甚至自建成之后就不再更新，導致信息系統(tǒng)空殼化和低效率。過度追求數字化工具和技術，導致了很多無效的數字化投入和過度依賴數字化工具的現象，沒有從解決群眾需求和實際政務實效的角度進行技術開發(fā)，從而導致了行政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低下，阻礙數字化治理的進一步發(fā)展。

二、數字形式主義問題的破解路徑

（一）以服務為宗旨糾正政績觀念與管理理念的偏離

處理好治理與服務的關系是破解數字形式主義問題的核心。技術是為人服務的，要秉承“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技術為本”的理念，堅持人民至上。只有在治理中堅持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一致性，才能在技術嵌入治理中把握好正方向和主基調。堅決糾正留“痕”不留“績”、留“跡”不留“心”的錯誤政績觀。堅決糾正亂作為和不作為、慢作為、不擔當不負責等問題。

（二）以實效為目標把握痕跡管理與痕跡主義的尺度

規(guī)范痕跡管理，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是遏制數字形式主義的關鍵舉措。堅持以公開、透明為原則，以評促改為目的，以讓群眾滿意為宗旨，在績效評估中實現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結合。建立科學的容錯糾錯機制，嚴格控制層層發(fā)文、層層開會的現象，嚴肅問責卻不濫用問責。利用數據的留痕功能，科學衡量政務痕跡，充分發(fā)揮工作痕跡在政績考核中的積極作用。

（三）以需求為導向推進技術賦能與體制機制的調適

要加快對“數字治理”的總體規(guī)劃，把分散的、零碎的、低效的、不成體系的數字資源與平臺進行整合與活化。打破數字壁壘，做到數字資源和治理資源的有序共享。數字政府建設不僅要對政府現行的工作方法和模式進行變革，還要樹立起“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理念，也就是從人民群眾的需求角度出發(fā)，并對群眾需要的東西進行設計，并提供與之相適應的服務。

（四）以技術為依托平衡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天秤

既不能否定技術對于治理實踐的巨大輔助作用，也不能盲從技術萬能論。要對技術有清晰的認知和定位，技術是手段，是輔助工具，將技術無限運用到治理中不是最終目的。在數字治理中價值理性常常讓位于工具理性，忽視了公平、正義、民主等倫理價值，同時由于數字鴻溝，讓一部分人成為數字弱勢群體，缺乏治理的溫度。平衡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以最大程度的實現工具在治理實踐中的積極作用。

三、技術治理的價值理性回歸

政府數字化轉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技術導入過程，它是技術與制度，技術與人的復雜調適過程。在推進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當代中國基層治理的現代化問題，要從制度和人的角度去探索優(yōu)化治理的方案。這是一種手段與目的、制度與技術、發(fā)展與安全、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之間復雜調適過程。規(guī)避“技術風險”給社會秩序和社會治理格局帶來的負面效應。要從制度和人的角度去探索優(yōu)化治理的方案。在制度上要健全信息公開制度、監(jiān)督制度、問責制度；在“人”上要提升基層干部數字素養(yǎng)與能力。真正發(fā)揮數字技術對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輔助功能，推進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數字治理體系。

文章來源：  《河南經濟報》   http://www.12-baidu.cn/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