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儒林外史》所示文人真正之精神危機

一、“儒林”的真實成色

《儒林外史》以周進、范進發(fā)跡變泰的故事開頭，歷數(shù)寒士辛酸，似乎用意在抨擊世態(tài)炎涼、世風日下，然而第二回臥評值得注意：“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胸中，只知吃觀音齋、念念王舉人的墨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1于此便產生出一個值得玩味的話題：周進究竟值不值得同情？

周進水準究竟如何，從其眼中“一字一珠”“天地間之至文”的作者——門生范進不知蘇軾為何許人，便可略知一二。而在他眼里“文字清通”的魏好古，作一篇薦亡的疏，也別了三個字。我們看到周進被梅玖捉弄揶揄的窘相，自然會生出惻隱之心，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周進后來的發(fā)跡就等于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平等觀念的實現(xiàn)。因為平等不是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平起平坐，而是對不同人的不同需要給予同等的關注。周進，以及范進個人命運的改變無關乎這種關注的實現(xiàn)，相反，他們是現(xiàn)行的知識等級劃分標準的忠實擁護者。魏好古求周進面試詩詞歌賦時，周進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那些雜覽學他做甚么！”范進點了山東學道，發(fā)落梅玖時，則直有天地風雷之威。與這兩位功成名就之人遙相呼應的是馬二先生。馬二先生教導匡超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裆趺词菚烤褪俏覀兊奈恼逻x本了。”毫無疑問，這種出于功利主義目的而進行的知識儲備是十分單薄的。范進對蘇軾的名字毫無概念；馬二先生對李清照、蘇若蘭、朱淑貞一無所知，連要稱贊西湖的美景也無從措辭，只好借《中庸》的語句聊遣興懷。這方面的貧乏無知還可以用“術業(yè)有專攻”來敷衍搪塞。不過范進把劉伯溫當成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則是絕對不可原諒的。因為這還不僅是不考文、不知典的問題，它反映了科場中人對于能給自己帶來“功名富貴”的科考本身，尚且稀里糊涂，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換句話說，他們連“專攻”的層次都沒有達到，卻能在這里頭討生活，甚至躋身可以主宰其余考生命運的“宗師”行列，“亂自上作”的意味是很明顯的。同治甲戌年九月申報館排印本中的“則仙批評”在這一點上看出了《儒林外史》與《水滸》的相似性：“此書格局全仿《水滸》，《水滸》首王進、史進者，托于《春秋》之筆也。顧王運自夏商以逮周，史家由馬班而迄范，故此書首周進、范進?！?小說一開頭，就把書中所有人物的活動，都置于一幕充滿著荒誕意味的大背景中：“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功名富貴”在這種荒誕底色的映照下，成為沒有必然性、只有偶然性的碎片，正是由于“真學問”于“功名富貴”絲毫不起作用。實際上，早有研究者指出，《儒林外史》除了“德性”之外，還存在著“智性”這一隱蔽而又堅強的評價標準3?！爸切圆蛔恪笔恰度辶滞馐贰废矂∩实闹匾獊碓础?/p>

活躍于“儒林”的人士德性自有其可鄙之處，然而在可鄙后面隱藏的是因智性不足卻偏要裝模作樣而產生的“可笑”。很少有人注意到第十一回臥評評魯小姐的話：“嫻于吟詠之才女古有之，精于舉業(yè)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舉業(yè)，則此女子之俗可知?！?魯小姐之俗，并非俗在心術，而是俗在見識?！叭思宜蛠淼脑娫~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卻“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里記得三千余篇”5。在八股文這種考試文體的具體語境中，“道”的內涵首先已經大大縮水，完全是依照政治標準而生產出來的官方知識。而當“代圣賢立言”蛻化為標語口號式的寫作時，就意味著它在技法和內容上都已走向枯竭。第十四回馬二先生在杭州書店看見自己的文章選本，心里歡喜，向店主人打聽：“這書可還行？”店主人回答：“墨卷只行得一時，那里比得古書？”可見這種以消費品形式存在的知識，既無理論價值，更無文學價值；而以馬二先生為代表的選家卻以為舍此無書，不難想見這一群體的人文素養(yǎng)究竟如何。錢鐘書先生對“經生”的文學水平評價是很低的，以為他們“不通藝事”“于詞章之學，太半生疏”,進而總結說“學士不如文人”，就是因為“學士”少了那么一點靈性。而這一班“業(yè)儒”的也不以此為意。魯小姐之父魯編修就認為八股文章做得好才是正經，“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馬二先生等文章選家則把“詞賦氣”視作洪水猛獸，認為是應當排斥的“雜覽”。杭州城的諸位斗方名士，也不曾真正留意過自己的詩作品質到底如何，用意只在“幫門戶”。冒占牛布衣之名的牛浦郎之所以格外下流，是因為他連這點本事也沒有，只會揀現(xiàn)成的便宜，將“儒林”“游而無藝”這一特點發(fā)揮到了極致。

《儒林外史》名曰寫“儒林”，實際上直至三十回，“知性生活”始終處于缺席的狀態(tài)，這就導致了小說前半的智性水平始終在低層次徘徊。直到杜慎卿出場，幾句話就將蕭金鉉說得“透身冰冷”，似乎終于看到了一點智性層次提升的希望；然而很快我們就發(fā)現(xiàn)，杜慎卿的“文采風流”，不過是在“玩”法上更上層樓罷了。滑稽的是，由于他“玩”得太超凡脫俗，居然也感受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太陽地里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到底，《儒林外史》筆鋒所向的士林，絕少大奸大惡之輩，無非是“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的“俗人”。他們缺少洞明世事的大智慧、大襟懷，卻又因學習了官方主導生產出來的知識而不愿受制于民間社會自發(fā)形成的倫理規(guī)范，所以就成了一群“無特操”的“偽士”?！度辶滞馐贰穼懥嗽S多質樸的市井人物與這些“偽士”形成對比，加上杜少卿的管家婁煥文臨去時也說：“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焙苋菀鬃屛覀冎粡摹暗隆钡慕嵌热ニ伎紖蔷磋鞯挠眯摹嶋H上吳敬梓并沒有離開智性談德性。比如婁氏兄弟，當讀者發(fā)現(xiàn)他們只是和楊執(zhí)中、權勿用之類的草包清客及張鐵臂一干江湖騙子廝混時，“厚道”的賢公子也就成了“傻角”。而且二婁的好笑之處明顯更甚于魯小姐。為何？因為魯小姐本身是聰穎的，只是才智用錯了地方；二婁卻是無見識而汲汲于“名”。 至于另一位匡超人，第十六回黃評曰：“匡大不過無知村農，不知所以為孝耳，其蠢乃其本質?？锒举|似美矣，而一入勢利場，遂全失本來面目，反不如其兄蠢然無知得保本質?！?第十七回末臥評云：“匡超人之為人，學問既不深，性氣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馬二先生輩，或者不至陡然變?yōu)閯堇闹??！?從此可以看出，在他的身上，很好地體現(xiàn)了清代理學家所說的“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區(qū)別。正因為其無知，不知何以為“德”，所以從頭到尾一直都“無可無不可”；只不過后來匡二見多識廣，頗能唬人罷了，卻仍不免出乖露丑。清初學風起于對心學末流的反動，重拾人格的構建，正為排斥主觀冥想的“內觀”工夫。所謂“博學于文”才能“行己有恥”。對吳敬梓的思想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顏李學派8,則更進一步，主張實事之外，連書本上的學問，亦不足為恃。包括戴震所說的“德性資于學問”，也是在強調“德性”與“智性”是不能截然分開的。而人格不立，“學問”充其量不過虛張聲勢、欺世盜名的“偽學問”而已。

二、價值取向的單向度化

對儒家思想的文化資源而言，真正的危機存在于把理想中的社會制度作為商品加以出售的過程中,它意味著高層文化意義的喪失：“這些字眼變成了毫無意義的聲音，它們只有在宣傳、商業(yè)、訓練和消遣中才能獲得意義。理想與現(xiàn)實同化到這種程度，說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從心靈、精神或內心世界的高尚領域里拽了出來，并被轉換為操作性術語和問題?！?它意味著以往在自由和平等的名義下提出抗議的生活基礎在物質需要獲得滿足的情況下不復存在。伯恩斯坦（Bernstein）教學裝置理論中的“評價規(guī)則”進一步揭示了知識的分配與利益驅動間的關系。這一規(guī)則“詳細說明了在合適的時間和語境中所傳遞的適宜內容，并在監(jiān)督教學話語的充分實現(xiàn)中起著重要作用”；而“當評價規(guī)則沒有與高等教育的機會、物質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回報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候，這些準則在保證國家教學改革的實施方面將是無效的”10。從表面上看，儒家學說在漢代得到了官方的承認，取得了立于博士學官的地位，并得以大范圍地傳授與推廣；但前提是它（以及其他學派）必須作為現(xiàn)存政治秩序的肯定而非否定性的力量存在，否則就會招致危險。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的論辯即是如此。據《漢書·元帝紀》記載，“博征群儒，論定五經”的漢宣帝實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在面對“柔仁好儒”的太子“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奏請時更發(fā)作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從此可窺見“獨尊儒術”的漢家皇庭對于儒家學說的真實態(tài)度并非服膺，而是如馬爾庫塞所觀察的那樣：“通過消除高層文化中對立的、異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們藉助高層文化而構成現(xiàn)實的另一種向度——來消除文化和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對立。清除雙向度文化的辦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種‘文化價值’，而是把它們全部納入已確立的秩序，并大規(guī)模的復制和顯示它們?！?1《漢書·儒林傳》證明了這種“復制和顯示”的卓有成效：“傳業(yè)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毙≌f楔子部份中王冕所說的“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12，表達的正是對知識者單向度化的憂慮。

這種單向度化的痕跡在《儒林外史》中十分常見。徘徊于體制邊緣卻孜孜不倦致力于官方知識生產的馬二先生教導匡超人：“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yè)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边€有郭孝子勸勉蕭云仙的一番話：“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荊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薄罢饭γ背錾淼母吆擦謩t說：“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舉業(yè)）是絲毫不走的?！卑殡S著單向度化傾向的是理想的俗化現(xiàn)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薄笆缿B(tài)炎涼”則是理想物質化的社會的重要特征：“該社會的各種能力正在逐漸縮小對人的條件加以描繪、理想化和說明的高尚領域。高層文化變成物質文化的組成部份。在此過程中，它喪失了更大部份真理?！?3《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迭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里寫道：“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薄白x書”與“經商”評價標準的趨同正是當時社會理想物質化的表現(xiàn)之一，它顯示了儒家對社會良知與秩序的追求已淪為交換世俗利益的籌碼。

婁府兩公子似乎是一股否定性的力量：“與其出一個斫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yǎng)陰騭的通儒。”14不過二婁的出發(fā)點是“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這種心態(tài)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單向度生活方式的不同類型或畸形，而非另一種生活方式。他們是對已確立制度的肯定而非否定，盡管他們在表面上采取不與主流合作的態(tài)度。二婁雖然認為自己受到了現(xiàn)行體制不公正的對待，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享用這一體制為其自身帶來的好處。在物質需要的層面上兩公子并不構成對現(xiàn)實的否定，這使得他們所熱衷的“求賢訪士”活動始終是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下進行的。這種“聚賢”的運作機制實際上同國家層面上的“取士”制度完全相同（二婁的好客建立在作為名門的婁府的財力支撐上），盡管只是蹩腳的模仿。進一步說，二婁對現(xiàn)實的曲解正說明單向度社會對人控制的有效程度。與之類似的是東漢時期嚴光與光武帝劉秀的故事對東漢士人的示范作用。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最終滑向“處士純盜虛聲”，這種虛偽的表現(xiàn)在小說中隨后亮相的斗方名士身上得到了延續(xù)。第十七回臥評“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貴而慕人之富貴，自己絕無功名而羨人之功名”15顯示了他們仍然受制于單向度的社會規(guī)范。

124567121415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頁、第756頁、第152頁、第141頁、第206頁、第226頁、第13頁、第113頁、第226頁。

3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安徽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頁。

8陳美林：《吳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頁。

91113[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頁、第53頁、第54頁.

10 [美]邁克爾·W·阿普爾等：《國家與知識政治》，黃忠敬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

參考文獻：

[1]李漢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蘊[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2]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5.

[4][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5]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M].嚴蓓雯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2.

[6]劉勇強.文人精神的世俗載體[J].文學遺產,1998(6).

[7]陳美林.吳敬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美]邁克爾·W·阿普爾等.國家與知識政治[M].黃忠敬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