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林白創(chuàng)作風格的新轉型——以《北去來辭》為例

20世紀90年代，《一個人的戰(zhàn)爭》成為林白被定義為“私人化寫作”和“女性寫作”代表的重要標識。而其后的《婦女閑聊錄》、《萬物花開》等作品創(chuàng)作傾向逐步轉變，呈現出努力回歸社會、投入現實的感觀。

2013年林白的新作《北去來辭》是其創(chuàng)作轉型歷程中的一大步。一方面，林白繼續(xù)“向外轉”，由自我天地走向社會公共空間。另一方面，林白也為人物葆有超現實主義的幻想空間，其自身也在兼容現實的過程中成長。這一寫作歷程的轉折是林白對于私密體驗所帶來的社會疏離感、現實力量的匱乏等問題的反思，也是對于自我的突破。  

一、植根于社會圖景的敘事

社會圖景的融入是林白由重視“小我”變?yōu)殛P注“大我”、從“私語化”走向“公眾化”的嘗試之一。

在敘事手法上，《北去來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我與另一自我的縱向性對話，但更為凸顯的是自我與世界的橫向性聯接，傾聽來自于大地的聲音。對此，《北去來辭》在敘述場域方面主要做了兩點拓展，一是性別視角下人物的和諧共融，二是城鄉(xiāng)場景的結合。

在林白前期的創(chuàng)作中，男性往往被置于邊緣。如《一個人的戰(zhàn)爭》中的男船員、《同心愛者不能分手》中的男教師以及《致命的飛翔》中的禿頭男人，他們多是面目模糊的他者形象，或是扁平化的拙劣人性代表。在男性不足以滿足女性的異性期待的同時，女性以“鏡像性自戀”置換兩性愛戀，以“女性秘史”沖破男性敘事的覆蓋。對于女性自我認同的強調實質上是以疏離、回避的姿態(tài)表述男女的二元對立狀態(tài)。

這一狀態(tài)在《萬物花開》得到緩和，大頭以男性身份敘述并參與女性欲望的釋放，但仍是在女性啟蒙下行動、成長的懵懂個體?！侗比磙o》更進一步，在顯現男性性格多重性的同時以對男性在世際遇、精神處境的剖析體現男性關懷傾向。從女性獨白到兩性共融，林白從“純粹的女性表意方式”[1]中跳脫出來，以海納之態(tài)對待經驗體系中性別話語權的平衡問題。這也是林白創(chuàng)作關注點由性別抗爭轉向人間氣象的體現。

同時，在敘述場景方面，相較于《婦女閑聊錄》等作品，《北去來辭》的聯接范圍更為廣闊、聯接對象更為明確。前者選擇鄉(xiāng)村作為敘述場，通過對鄉(xiāng)村——這一鮮少為“私人化寫作”和“女性寫作”關注的圖景的矚目，開拓新的敘述空間?！侗比磙o》則是對于開拓的一次整合，以城鄉(xiāng)場景的結合在都市的現代性注入民間社會質樸、堅實的生命力量。

最終林白又對兩個拓展面進行又一次整合。人物在以男性/女性區(qū)分的同時，也以各異的身份活躍在多個場域，除卻都市/鄉(xiāng)村，亦有首都/邊城、國內/國際。多重場景在紛繁的人物線中有序疊合，正是對真實社會的錯綜性的體察。

《北去來辭》將女性文學帶到了更廣闊的場域中，自我反觀的同時探究人性中帶有普遍價值的問題，由個體的自戀上升到社會中的個體存在方式的探尋。較之專注于個體生命體驗的隱秘敘事，植根于社會圖景的敘事其經驗共享的普適性意味更為濃厚。

二、“爬地長”或“向上飆”——安頓自我仍需“土壤”

在《北去來辭》的尾聲，對于曠野中的百草，林白做出這樣的描繪：

有的喜歡爬地長，有的呢，喜歡向上飆——它們生逢其時。

“爬地長”與“向上飆”的迥異契合了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軌跡選擇，前者匍匐于大地，后者期冀于“飛翔”。因此，林白在闡述創(chuàng)作初衷時表示自己在試圖探尋不同人在劇變的時代安頓自己的方式。[2]

銀禾是其中泥土氣息較重的人物，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遷移沒有在本質上改變其生存狀態(tài)，銀禾卻扎根泥土，在生活瑣碎中自得其樂，在多舛命途中安然自立。

海紅雖是“向上飆”的代表，但高呼“日常生活是臭大糞”的她終難斬斷現實世界的羈絆。生命的孕育暫停了海紅對現實的驅逐，母性的復蘇也穩(wěn)定了這一實感聯系。同時，圭寧縣城、外婆家、陸安鄉(xiāng)村與其幼年發(fā)生著緊密的聯系，暗示超現實主義者在現實土壤中成長。最終，海紅在尋父與返鄉(xiāng)的過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確認，并由此找到安頓自我的土壤，得以“返回這個世界”。

對于雨喜和陳青銅，二者分別與“爬地長”與“向上飆”存在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陳青銅雖與海紅共有在現實的土地上騰云駕霧的想法，但忠于行動的他最終選擇對底層弱勢群體的關照，用藝術的方式挖掘生活表象下的真實境遇。陳青銅的枝葉呈現“向上飆”的姿態(tài)，但根卻在土壤中蟠虬交錯。

作為銀禾的女兒，雨喜繼承了母親的生存技巧。但雨喜借助民間社會的智慧與膽識在現實世界中跌撞前行的同時，內心也在對“逆風飛揚”的假想中徜徉?！澳骘L飛揚”作為雨喜對于想象之我的塑造，也是其試圖“向上飆”的代言者。

面對作品中交錯難判的“爬地長”與“向上飆”，一方面，不同生存狀態(tài)的并包體現了林白對于不同個體生命抉擇的寬容態(tài)度。另一方面，緊緊扎根于大地的銀禾、希冀“向上飆”但最終復返于根的海紅、在“向上飆”過程中以抓緊土壤為前提的雨喜和陳青銅，無不在向我們傳遞一個信息：無論是“爬地長”或“向上飆”，安頓自我仍需要現實的“土壤”。

三、從多米到海紅——關于林白自我成長與生命突圍的記錄

作為“記憶型作家”，回望是林白寫作的基本姿態(tài)。[3]轉型過程中的林白仍沒有放棄“內書寫”，其創(chuàng)作走向與生命感悟緊密交織。從多米到海紅的轉變正是對林白生命突圍歷程的記錄。

從多米到海紅是林白一次跨越，這一跨越主要是針對林白的創(chuàng)作生命而言的。將個人體驗與個人記憶從主流敘事中釋放出來是“私人化寫作”的顯著特點，但同時也面臨著個人經驗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比例與效果的考量。邊緣化的個體生命體驗是否具有真實而永恒的價值？有限的生命經歷能否支撐起多樣的人物與多彩的體驗？

林白也未能規(guī)避這一困境，其筆下人物一度出現形象特質的重合。《致命的飛翔》由《一個人的戰(zhàn)爭》派生出來，《說吧，房間》由《致命的飛翔》脫胎而來。[4]無論是多米、朱涼還是穿月白綢衣的女人甚至是海紅，作為林白不同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代表性人物，在她們身上仍能抽取出一幅共性畫像，同時與林白個人的實感經驗存在對照性。

但海紅以其始終“在行進途中”的姿態(tài)沖破了這一共性。她沒有止于一個 “古怪女人”的逃離與自我戀，而是繼續(xù)行走，飽嘗在世的不易。對人物的“難為”是林白發(fā)現并正視人的現實生活境遇的闡發(fā)，以及“承擔更多深入認知生活和人類命運的責任” [5]的嘗試。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自我”在創(chuàng)作中的消隱，由逃離現實之自我到行在途中之自我的跨越正是將對生命走向的體認付諸創(chuàng)作的體現。

同時，從多米到林白也是林白的一次自我救贖。林白在《北去來辭》的后記中寫道：

我竭盡所能，要讓海紅突破她與現實的疏離感，同時希望自己也能找到與世界的真實聯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真確？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與他者，與世界共存。

林白曾臆想成為鼠類，以期“遠離怪誕、恐怖的人的世界”。[6]而寫作方式的調整，使林白走出“一個人的房間”， 走向自然，走向田埂，在與底層人民的交流中“開眼看世界”，逐漸體悟到真實世界之于個體存在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另一方面，林白在將草野的聲音付諸筆端的過程中也通過人物釋放自己對于現實的恐懼感。林白對《說吧，房間》的解讀中提及：“我把這件事放在我小說主人公頭上，是為了緩解我的恐懼”。 [7]如同少年維特替歌德拿起了自滅的槍，海紅高昂理想卻在現實中跌打得遍體鱗傷的經歷在隱喻林白曾經的現實疏離感的同時，也是林白試圖破除我執(zhí)的努力與掙扎 。林白借海紅的行進，逐漸消弭對于世界的恐懼。因此，當海紅尋到“石子嶄嶄如新的路面”時，林白也雙腳落地、走向開闊。

不同于《婦女閑聊錄》中隱退作家主體、將話語權全權交給被采訪者的寫作方式，林白在《北去來辭》中融合了自我反省與實感經驗，與主線人物一同成長。盡管林白并不認同這是自傳作品，也不認同海紅是自己的影子，但林白在寫作中仍保留了對于個人經驗的借鑒，當然經歷了現實的篩選的，并非獨行者的自言自說。

上世紀90年代，在《致命的飛翔》發(fā)表之后，陳曉明先生提出“在生活的盡頭，林白將向何處去”的命題。這一命題不僅是針對林白，也是對于“私人化寫作”以及“集體想象關系解體后的九十年代文學”[8]的走向的追問。林白的轉型正是對于這一命題的回應。林白將個體的生存經驗融入社會話語，由社會立場審視自我，進行女性自我心靈剖析與社會歷史反思的自覺性融合。[9]在女性隱秘的個體生存空間中打開一條通往真實世界的路，帶著“自我”走向開闊。

本文來源：http://www.12-baidu.cn/w/wy/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