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諸子與文獻學-文學論文

諸子百家相互爭辨，聚徒講學，著書立說，形成了百家學說和豐富的諸子文獻。諸子繼承發(fā)展了孔子整理文獻典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使文獻典籍的整理呈現新的面貌。傳釋經典是文獻典籍整理的大宗，《春秋三傳》就產生于這一時期。三傳從史實和義理上詮釋《春秋》，固然是孔子及其后學講學內容的記錄，但卻對以后_古籍注解的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稘h書·藝文志》認為《春秋左傳傳》是戰(zhàn)國時期魯太史左丘明所撰。近人認為是戰(zhàn)國初年學者據各國史料編成。《左傳》解釋《春秋》。以敘事為主，書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通過歷史事變的記述，讓人們理解《左秋》內涵。記事詳明，文風樸實，文字優(yōu)美?！蹲髠鳌繁４娴闹匾妨希瑢τ诹私夂脱芯恐袊糯鐣臀幕?，有重要價值?！洞呵镆懔粋鳌废鄠鳛轸斎艘懔撼嗨鳎拭?。據說毅粱赤授《春秋》于子夏，其學經累世。授而傳，至西漢時方著于竹帛，成為經書?！兑懔簜鳌芬詥柎鹦问浇饨洠貙Α洞呵铩妨x理的闡釋。記事雖不如《左傳》詳實，但持論較為客觀?！兑懔簜鳌穼α私馊鍖W發(fā)展的歷史線索有一定意義。《春秋公羊傳》相傳為戰(zhàn)國公羊高所作，故名，相傳公羊高亦受《春秋》于子夏，其學經五世口授而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成為經書?！豆騻鳌匪浭肥卤容^簡略，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對于人們了解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思想有重要意義。
子夏是孔門傳釋經典事業(yè)中的第一人，《公羊傳》、《毅粱傳》的傳授就托始于他。依傳說法，公羊高和毅梁赤皆子夏弟子，二人師出同行。但兩家之學多有抵牾之處，故而形成了各自的文獻。此外，子夏本人對《詩》和《喪服》亦有傳釋，孔子卒后，以“文學”著稱的子夏承擔起了傳《詩》的任務，貢獻極為突出。相傳，有名的《毛詩》大、小序。即為子夏所作?！睹娦颉反笮蚴俏涣小对姟肥灼蛾P睢》之前較長的一篇序文，作《關睢》題解又總論全經。小序是各篇之前題解式的序文。在中國文學史中，為詩作序，源于《詩》。而《毛詩序》所開創(chuàng)的大序、小序體例，形成了一篇總論，以下逐篇有題解的完整體制，為后代學者所采納。而大序作為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篇重要文獻，概括發(fā)展了儒家的詩論，也對《詩》研究的基本理論作了簡明的總結，成為詩歌批語和《詩》研究中的重要理論，有很高的保存和研究價值。
法家是百家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其學說普遍適應了當時諸侯國君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所以其勢力發(fā)展很快。戰(zhàn)國時的韓非集法家大成，儒、法旨為顯學，在學術思想上既互相對立對互相聯(lián)系。韓非對《老子》內容解析，如《解老》、《喻老》等，也進行了傳釋經典工作。
二、經典傳釋的方法
注釋經典的名目不一，有傳、注、解等等。傳、注是對孔子所整理的六藝進行解讀的最初形式，后世對早期傳、注的注釋則是疏、正義等。后世對經典傳釋的形式及方法源出于孔門。自從孔子以六藝作教材，對經典的傳釋、注解就開始了。因為文藝是上古時代的文化典籍，年代久遠，文學古奧，意義難明，孔子以此傳授門弟子，自然要進行一番解釋。不過，孔子對經典原則是述而不作的，真正加以解讀還是戰(zhàn)國時期儒家對六藝的解說，即所謂的“《詩》、《書》、《禮》、《樂》，定白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大致說來，戰(zhàn)國時期對經典的釋讀主要有兩種。(1)小學實證性的釋讀方法，主要指文學訓詁、文本文字的校訂、名稱制度的解說等，具有明顯的實證性特點。其目的在于弄清楚原文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這種方法講究實證，注重實事求是，為后來的文獻學家所繼承，并予以發(fā)揚光大。(2)章旬義理式的傳釋方法。即對經典分章析旬以解釋其意義的方法。據說，章旬之學發(fā)明于子夏?！白酉膯柸眨骸芍毁?，美日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日：‘繪事后素。’日：‘禮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l始可與言《詩》己矣?！睂τ诳鬃铀抻喌牧嚱浀洌献诱J為《春秋》是天子之事：《茍子·勸學》則說：“《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对分次囊?，《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睉?zhàn)國學者認識到這些經典并不是一堆死板板的文獻典籍，而是蘊含著活潑生動、與時并進的天下至道，有著久遠的生命力。其意義也不是固定封閉的。而是隨著傳釋者及其對代的變遷而變化的。透過經典文本，不僅要知道經典的原義，還要知道寄寓經典之中的微言大義，更要明確經典在現時代的意義。例如，《公羊傳》認為《春秋》乃孔子據亂而作，傳釋《春秋》的任務，就在于從中發(fā)掘出“微言大義”來。又如《關啦》是一首愛情詩，齊、魯、韓三家《詩》傳對詩義解釋，卻都引申發(fā)揮出事關王道教化的旨義束。總之，這種傳釋方法長于靛抨經典文本所蘊含的意義，是一種關心是否合乎經世致用的需要的方法，塒后代文獻學家亦有深刻影響。
三、萌芽了考據學和分類
戰(zhàn)國諸子對文獻學的貢獻還在于萌芽了考據辨?zhèn)螌W和文獻分類學。例如孟子對圖書的態(tài)度?！氨M信《書》，則不如無《書》。至于《武成》，取二j蘸而己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直接指出《尚書》有不信的成份，用邏輯推理證明《武成》記載不實?！俄n非子·顯學》以及《茍子·非十二子》的批判鋒芒。已從理論上觸及了真?zhèn)螁栴}。韓非《顯學》中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渭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誠就是真，不誠就是偽。韓非并提出了用“參驗”的辦法“定儒墨之誠”，這正是明確的辨?zhèn)?，而不只是就事論事的枝?jié)考訂了。所以說，在諸子學說中萌式了考據辨?zhèn)螌W。
戰(zhàn)國的“諸子”與“百家”，今人有明確釣區(qū)分，即諸予指備派的代襲人物，百家指各學派。然而在古代并未有如此明確的區(qū)別，常常是混雜統(tǒng)稱的。但是，戰(zhàn)國諸子中曾多次綜述過學術流派，到了《韓非子·顯學篇》中，更明確指出當時學派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圣，孔丘也；墨之所圣，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伸良氏之懦，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边@對于我們r解戰(zhàn)國諸子百家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到西漢初年，司馬談明確地歸并戰(zhàn)國諸予為六家。即儒、墨、名、法、陰陽、道德，這就是他的兒子司馬遷在《史記》中保留下來的《論六家要旨》這篇重要文獻的內容。學派區(qū)分孕育了文獻整理的學術分類，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如果沒有戰(zhàn)國諸子到司馬談的學派分家的理論，也不可能憑空冒出劉歆《七略》諸子九派十家的學術分類。對戰(zhàn)國學派的諸子百家作系統(tǒng)的、完整的綜論的，當然以《漢書·藝文志》的影響最大，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也是第一篇目錄學文獻，它對于我們了解西漢時還保留著哪些古代典籍著作，了解西漢時期對學派的分類和評論情況。都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綜上所論，戰(zhàn)國時期，諸子學說百家爭鳴，他們繼承孔子整理文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方法，重視經典要籍的傳釋和整理，解經、注經、考據、分類，標志著孔子首開其端的中國文獻學已在先秦產生，并得到了初步的發(fā)展和豐富。